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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及存废的思考

作者：陈卫东/刘计划
一、死刑的实体控制与程序保障

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倡导废除死刑以来，人们开始对死刑的功能及价值进行深刻的反思。随着报应刑观念的革除及现代刑罚观的确立，刑罚人道主义及刑罚轻缓化思想的深入人心，人们对死刑这种最古老、最严酷的刑罚重新进行了价值评断，消除了诸多认识误区。而今尽管死刑存废的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但废除死刑已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现实，而保留死刑的国家也纷纷走上限制、减少死刑的道路。废除死刑，尽管道路曲折，并非一帆风顺，但它无疑是人类发展、社会进步的方向和重要标志，并已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现阶段暂不废除死刑，限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死刑政策。这一死刑政策，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现阶段的实际，应当坚持。我国刑事立法贯彻了这一死刑政策，表现为通过对死刑适用进行实体上的控制与程序上的保障，以达到限制死刑，保证死刑正确适用的目标。
在实体控制方面，现行刑法贯彻少杀政策，对死刑的适用作了多方面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主要表现在：（1
）从适用死刑的对象上作出限制；（2）从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上作出限制；（3）从死刑的执行制度上加以限制；（4）从适用死刑的罪种上加以限制。

在程序保障方面，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特殊程序性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有关死刑案件的特别审慎的态度，有利于贯彻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方针，从而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这些特殊的程序性规定可分为四种：（1）提高了死刑案件的审判管辖级别；（2）采用强制辩护方式；（3）专章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4）在执行程序中作了特别规定。
二、死刑复核程序之现状

死刑复核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战争时期进一步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更加完善，死刑复核制度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诉讼程序中，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由不甚健全到较为健全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极为重视死刑复核制度，在当时尚无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明确地规定了死刑复核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死刑复核制度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在劫难逃，被破坏殆尽。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恢复了“文革”前的死刑复核程序，把死刑复核程序单列一章，分为四个条文加以规定，不仅科学地把判处死刑的权限统一归属于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慎重地把死刑、死缓核准权分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同时还规定了核准的基本程序。至此，我国死刑复核制度已基本完备地建立起来。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法律条文粗疏，死刑复核的具体程序仍不完善，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而由于长期以来死刑核准权的下放，造成部分案件的二审与死刑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导致死刑复核程序失去最后屏障作用，无疑已成为死刑复核制度中最突出的问题。
（一）死刑核准权下放问题

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核准权，包括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权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核准权。前者我们称为死刑核准权，后者则称为死缓核准权。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均规定死缓核准权归属高级人民法院，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鉴于死缓制度的特殊属性，从缓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考虑，由高级人民法院执掌死缓的核准权是可行的，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无异议。但死刑核准权的归属则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生命权是每个自然人最为宝贵的权利，死刑作为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无疑成为国家刑事审判权中的一种最高权力。死刑核准权归属谁手体现了统治阶级对生命的重视程度及对死刑的审慎态度。我国对死刑核准权的控制历来有严格的限定。从1954年9
月第一部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以来，死刑核准权归属几经变换，（注：参见陈卫东、张ｔāｏ＠①著：《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1页。）但基本上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注：
由于当时基层人民法院享有死刑判决权，中级人民法院享有二审权，因此即使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死刑核准权，也并未发生二审与死刑复核合而为一的局面，死刑核准程序的严肃性并未受损。）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
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总结了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144条、第145条、第146条、第147条和法院组织法第13条，对死刑案件的审判复核和审判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不仅把判处死刑的权限划归中级人民法院，而且明确规定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指出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缓由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这标志着死刑核准权已统一集中于最高人民法院。然而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核准权的规定未曾实施已几成具文。为了打击严重的现行刑事犯罪，1980年2月12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作出决定，在1980年内，对杀人、抢劫、强奸、放火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刑事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接着，1981年6月10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1）在1981年至1983年内对犯有杀人、抢劫、
强奸、爆炸、放火、投毒、决水和破坏交通、电力等设备的罪行，由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死刑的，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死刑，被告人不上诉的，都不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
）对反革命和贪污犯等判处死刑，仍须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
次会议在上述《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尚未届满之时，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对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作了修改。规定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它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1983年9月，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召开了第177
次审判委员会会议，对今后贯彻的有关规定作了司法解释，发出了《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期间，为了及时严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除由本院判决的死刑案件以外，各地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包括受贿案件、走私案件、投机倒把案件、贩毒案件、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判处死刑的，仍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后，报本院批准；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本院依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6月6日和1993年8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给云南省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自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初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下放死刑核准权给高级人民法院（也就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开始施行之时），至今已有18个年头。当初仅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然而，死刑核准权一经下放，收回之日便遥遥无期。何为“必要的时候”？这“必要的时候”有多长时间？恐怕很难说定，毕竟已绵延近二十载。由于死刑案件归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高级人民法院便成为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既然高级人民法院对部分案件享有死刑核准权，那么死刑复核与二审合而为一也就不可避免，实践中有些高级人民法院也是这样做的。它们在判处死刑的二审判决裁定书最后注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本裁判即为核准死刑的裁判”。有学者认为，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情况下，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真正发挥死刑复核程序的作用，对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案件，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核准。（注：参见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并提出具体设想，即在高级人民法院内部设立复核庭，专司死刑案件的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案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由复核庭核准后，发生法律效力；如果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经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死刑的，还必须交由复核庭核准。对于前者在所不论，唯后者又有几分现实可行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拟判处死刑的案件，合议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而实际上高级人民法院判处的死刑案件又有哪一个不是经过主管领导审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死刑复核庭几位法官的复核还有几分价值？加之在“从重从快”的催促声中，又怎能仔细核查？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之所以没有设立死刑复核庭复核本院判处的二审死刑案件，就是因为在实践中并无实际意义。况且，我们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既已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那么也就赋予了死刑终审判决权，也即高级人民法院对已授权其核准的部分死刑案件作出的二审裁判，就无须再经核准程序，因为核准权理应包括判决权（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核准权即包括死刑判决权）。十几年来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的结果又怎样呢？核准权下放的死刑案件无疑占死刑案件的大部分，由于减少一次检验机会（实则对这部分死刑案件已缺少死刑复核程序），各高级人民法院掌握的标准也不尽一致，加之在“严打”声中，在“从重从快”的催促下，造成某些地方实际执行死刑偏多，实践证明，死刑核准权的下放换来的不是治安形势的根本好转，死刑核准权迟迟不收回就是明证。由此我们设想，是否可以从其他方面寻找根治的佳途？

我们认为，在死刑裁判的正确性与诉讼效率之间应选择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基于死刑案件可能有错误的认识，刑事诉讼法才设置了死刑复核程序，旨在增加一道程序，以求裁判的稳妥性。在较多适用死刑的现阶段，设置死刑复核程序对控制死刑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在现实面前，立法者终究选择了从重从快也即诉讼效率。在立法者追求诉讼效率而轻视死刑复核程序的情况下，学者们纷纷呼吁尽快收回死刑核准权。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没有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必要时可以授权的规定，而是保留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根据我国宪法，其效力应高于在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权的规定及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因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条，
即“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应获得完全的法律效力。换言之，死刑核准权已完全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所有，不存在“授权”的问题了。然而，目前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已生效一年有余而并没有作出可以重新授权的有效力的修改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仍然无意收回授权，的确于法于理皆不通。立法者所以对此持宽容态度，由此可见立法者尴尬的处境：既要维护程序的严肃性，又要对现实作出让步而容忍。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可以认为，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很难说是短期行为。而死刑核准权不收回，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就无法根本改变。
（二）报请复核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01条规定了死刑和死缓案件应报请复核，但对报请复核的具体程序包括报请复核的具体内容与期限并无规定。立法的粗疏当然可以由司法解释来弥补，但从程序法制完善来看，立法的具体化还是不可缺少的。
（三）复核程序问题
关于死刑、死缓复核的具体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仅规定了复核组织，而对复核的内容、方法，复核后的处理，复核的期限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缺欠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采用书面形式的死刑复核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死刑复核程序是复核法院单方面的职权活动。实践中复核机关对死刑案件要进行全面审查，包括事实审与法律审，由于其只进行书面审查，并不听取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护方的意见，因此其审查的程序价值有限，不利于彻底发现错误，尤其是事实上的错误。我们认为，死刑复核仅采取书面方式，其弊端显而易见，是现行死刑复核程序的又一缺陷。
三、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废

从我国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种数量看，现阶段适用死刑的案件为数不少。因此，加强对死刑案件的程序保障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鉴于目前死刑复核程序的现状，从慎用死刑的目的出发，我们提出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废问题。对此，我们认为有两条思路可供选择。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民办教育促进条例

　　（2006年7月27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6年9月30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民办学校的设立、组织、教育教学活动及其扶持和保障。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民办学校，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学前教育、中等及以下学历教育和其他文化教育、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鼓励、支持和引导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对为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举办者和校长，应当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五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作。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民政、财政、价格、人事等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第二章学校的设立与组织
　　第六条　民办学校的设立应当符合当地的教育需求和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并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第七条　民办学校的设立，应当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权限依法审批。设立实施高级中等教育的民办学校，市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实施审批。
　　第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办理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
　　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发给办学许可证，并将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的名称、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招生范围和学校章程等向社会公告。对不批准正式设立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后，应当依法进行法人登记。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并予以公告。
　　第九条　举办者应当依照申办报告或者学校章程履行出资义务。举办者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资产出资。除货币以外，以其他形式资产出资的，应当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以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无形资产形式出资的，所占比例不得超过总出资额的百分之三十。举办者以国有资产出资的，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
　　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和权利义务。
　　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应当与举办者的其他资产相分离，并依法办理验资过户手续。
　　第十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
　　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担任。
　　第十一条　举办者参加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应当依照学校章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参与学校的办学与管理活动。
　　第十二条　民办学校校长的聘任，由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决定，并报审批机关核准。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第三章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
　　第十三条　民办学校依法享有自主办学的权利。
　　民办学校可以根据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依法自行设置专业、开设课程和选用教材，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第十四　条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范围、标准和方式。
　　实施高级中等教育的民办学校在本区域内招收新生，应当列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计划，在招生计划执行过程中，经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可以对招生计划作适当调整。
　　第十五条　民办学校发布的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应当客观、真实、准确，载明学校名称、学校性质、培养目标、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办学形式、办学地址、收费标准、证书发放等有关事项，并在发布前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民办学校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提供符合标准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和其他必要的办学条件，并按照招生简章和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具有与其办学层次、规模和专业设置相适应的专职教师。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应当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教师资格和任职条件。
　　第十八条　民办学校应当与其聘用的教职工订立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
　　民办学校聘用外籍人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民办学校的教职工在资格认定、专业技术职务评定、业务培训、表彰奖励、教龄和工龄计算、社会活动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的权利。
　　第二十条　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先进评选、医疗保险、助学贷款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本省户籍在本市民办学校接受初级、高级中等教育的毕业生，可以在其就读学校所在地参加高级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在民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按照规定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类学生同等标准的免除学杂费待遇。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
　　民办学校学生办理注册、缴费手续后提出退学的，学校应当按照市价格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办理退费手续。
　　第二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对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产、国有资产、受赠财产、收取的费用以及办学积累分别登记建账，并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接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
　　民办学校存续期间，其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举办者不得抽逃出资，不得挪用办学经费，不得以民办学校资产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每年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比例，提取发展基金。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应当设立风险保证金。风险保证金属于民办学校所有，用于学校发生意外事故或其他突发事件的处理。风险保证金设立的标准和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日常监督，定期组织评估民办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促进民办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第四章　扶持与保障
　　第二十六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用于：
　　（一）对符合规定条件，实施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按照同类公办学校生均教育经费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二）对符合规定条件，为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实施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给予补助；
　　（三）奖励和表彰对民办教育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四）其他有关促进民办教育的经费资助。
　　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应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时进行调整。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　新建、扩建民办学校，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教育用地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将公办学校闲置的教育教学设施等国有资产优先出租或转让给民办学校用于办学。
　　第二十八条　企业以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其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由同级财政列收列支予以返还，全额用于办学。
　　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依法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及其他优惠政策。对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经依法批准收取的纳入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收费，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九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高级中等教育任务的，应当按照当地同类公办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学校向受委托就读学生的收费，不得高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标准。
　　第三十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有关制度，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合理流动。
　　民办学校教师与民办学校解除聘用关系后，可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招聘办法，到公办学校应聘。
　　第三十一条　实施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符合规定条件的，其聘用的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可按规定参加事业养老保险。具体实施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鼓励民办学校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提高民办学校教职工的退休待遇。
　　第三十二条　鼓励金融机构对民办学校实行信用贷款。民办学校为了自身发展需要申请贷款的，可以用教育设施以外的财产设定抵押。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出资人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风险保证金以及按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必需的费用后，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具体办法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　民办学校可以依法变更举办者。因变更举办者涉及资产转让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审批机关应当协助举办者妥善安置在校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终止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安排在校学生继续接受教育。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没有与举办者其他资产相分离，没有办理验资过户手续的；
　　（二）以民办学校资产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的。
　　第三十八条　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依法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九条　审批机关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侵犯民办学校合法权益，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