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结合城中村改造矛盾 （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 潘佳 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1986-
【内容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引发了城中村拆迁矛盾和城中村问题，主要是拆迁与否的矛盾和征地补偿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谈判能力增强。迫于法制，体制机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村领导角色尴尬，拆迁方态度坚决，村民意见不尽统一。城中村改造，宜考虑不同方案，着重保护农民土地收益。发挥城市化推进，制度改革，领导干部作风转化和主流文化影响的合力。
【关键词】 法社会学 城中村 村民 拆迁
城市化进程关系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1]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诸如重庆的土地换社保 ，北京市朝阳区与土地出让金相关的惠农社保等等。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的队伍日渐壮大，该阶层的地位极为尴尬，下则沦落底层贫民，上则跻身富裕阶层。对于后者，有这么一类群体极为相似，常常被忽略。他们的名义角色和实质角色开始分化，从空间布局考察，该类群体往往集中在城市市区，城乡结合部，这就是城中村村民民，（本文所指代的的城中村村民概念外延广泛，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只要居住在城中村的都囊括在内，便于整体考察），包括拥有常住非农户口或者是仅仅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化完尽的城市市民以及外来住户。城中村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拆迁与否的矛盾，二是强制拆迁和补偿数额村民不满引发的群体性实践和政府失信。城中村村民，对待城中村改造意见不一，分歧明显。近年来一些地区传统矛盾和新矛盾叠加升级，造成城中村改造陷入僵局，或者区域型城市化步伐搁置不前。以城中村改造为逻辑起点，城中村村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难点和热点。深入考察这一阶层的社会特点，辨析村民的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助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稳步进行，城中村矛盾的化解，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乃至基层民主制度的进步。
一，群体特点辨析
以河北省保定市城中村为例，几乎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来自县乡，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据考察，城中村的常住人口多为中老年人和孙子女，且妇女居多。他们的子女有的在市里工作，有的在外地打工，也不乏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外来人口，二三产业工人，自营职业者。据不完全统计，城中村的村民在拆迁中享受的利益与其他区域拆迁村民相比，享受的利益想对丰厚。他们是城镇化的受益者。当然不乏激烈冲突乃至群体性抗议的个案。笔者只是说明，对于改造成功的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使得城中村村民相对于远郊，县乡农民，城市工薪阶层，不再是弱势群体。相对政府而言，他们还是弱势的，除非你的个人影响力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强弱之别，如同周孝正先生所言，总是相对的。对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分配结果，城市工薪阶层和远郊农民意见较大，贫富差距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化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是问题的诱因。
对于没能成功进行改造或准备进行的城中村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样特殊。事实上，政府，拆迁单位和核定范围内的单位及居民的关系是两层窗户纸，互相猜忌矛盾背后是心理战。谁能推到双方互不信任的这堵墙，谁就解决了这个顽疾。理论上讲，在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中，城中村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谈判优势是明显的。他们集体观念极强，纳什均衡关系稳固，拆则希望最大化争取利益，不拆也无所谓，因为自己享受的城市待遇越来越多，越来越平等，不少居住在城中村的工薪阶层已经是城市户口，况且大家伙几代都过来了，乡里乡亲，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城市居民羡慕的，既拥有城市的体面生活，也保留了乡村恬静。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他们在政策转型中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在拆迁活动中，拥有一定的的话语权，有着和远郊村农民不同的智识和和谈判能力，自组织能力较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对高涨，社会关系城市化和熟人化相结合。总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
二，利益主体心态博弈
我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的今日，钉子村往往被我们忽视。从一个角度而言，利益分配方案的精英化，利益分配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双方互信机制的缺位和政府的不履行承诺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无论民间还是社会都是善于讲究策略的，解决互信问题引发的拆迁矛盾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立足于公开，民主，程序公正分配公平的的制度改革。其二，在体制制度外从村领导班子着手，各个做工作。现实中，村长和书记的地位很尴尬，看似沟通协调，百姓心中大多成为了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了，迫于种种压力，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集体谈判中为争取本村利益作出了贡献，有着和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是这方面的属性，才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角色。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早就谈到过，中国政府一向统而不治，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就终止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的统治力量实则掌握在乡绅，长老，黑恶土坝等精英群体手里。时至今日，产生这么两种现象。其一，干群关系的脱离以及代议制的实施造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合法性认同逐渐降低。其二，地方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渠道阻塞，中央改革的信心强化，社会改革持续推进，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升。可是一到基层工作开展仍然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传统统治的弊病，也有二元结构的问题，还和不公正的利益格局的稳固有关。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政府的态度较为一致，即将村宅基地统一收归国有，农村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村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范围。城中村村民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支持改造，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无所谓改造不改造。在“钉子村"中，不乏一些青年中年朋友希望政府拆迁，对补偿款项基本满意。他们知道城市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希望反对的村民转变思想。在笔者看来，农民内部越来越多的利益分化，加大了了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实的尴尬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常常是以相对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新拆迁条例方案的出台，仅仅禁止了强制拆迁，不会根本上化解矛盾。前面谈到，城中村改造矛盾的症结在于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等方面。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这种观念在反对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中不占少数。（笔者曾在网上做调查，并不是仅仅对利益分配方案的不支持而不愿搬迁，有相当一部分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苏格拉底，老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期望享受城市化的待遇，又留恋小国寡民的乡土生活。意识形态依赖的削弱，决策信息膨胀选择的加大，竞争中短期失败的人群增多，更多的不平衡使得我们安全感下跌，使得向来老年人为主的人群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她们的后代，中青年人中也不乏这种观念的。客观讲，这种常常被认为保守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也具有延长社会生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资源浪费的功效。
三，从城市化的价值看矛盾的化解
城市化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大量的农用地市变更国有。而是立足于我国土地资源的极度贫乏，人地矛盾的尖锐的国情，通过结合适度农业人口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更多的城市人口发展二三产业业。不是追求GDP指标的攀升，而是让每一个国民富裕起来，人的价值素质的全面进步，解决长期以来的二元矛盾，使每一个社会公民民享受平等的社会待遇，解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城中村改造难题的突破口。土地问题的科学评判是找到解决思路的前提。在笔者看来，土地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权关系，是集合产权的载体。城中村土地关系，如前所述，涉及国家，村集体，村官员，村民的利益。各方合法不合法的享受部分利益，农民尽管权利意识觉醒，争取权利意愿强烈，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弱小，享受的利益处于价值链的最底层。
基于这一状况，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要利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尤其重视农民土地利益的保障为。
笔者以为，城中村是否拆迁首先有待值得探讨。前面已经论述，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不代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大搞粉刷工程。城市村是可以融入城市空间的。政府可以在村民民主，合理补偿地基础上制度化地收回农村宅基地，富裕城中村农民土地使用权。况且，不少城中村往往是历史形成的，集人文价值于旅游价值为一体，就地保护开发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事实上该理论诉诸实践短期内可能性不大，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的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群体格局变更，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以及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环境的好转。
如果拆迁，需要做好如下方面:
其一，坚定不移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化是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与法制结合，城市化的目标之一是集商品社会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为特色的法律取代熟人社会的规则，习惯，礼教束缚，构建全球一体化的平等，公正，民主，透明的交往规则。小国寡民，不求改变，安土重迁的生活思想尽管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根本上上阻碍了市场化的步伐，资源的流转范围和速率和资源配置效果，影响了社会进步的速率。
其二，决策机制，分配方案民主化，透明化，程序化，以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形成为起点，构建适度民主的权力问责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明细的拆迁补偿办法，标准和条件。行政权力的运作以信息公开为起点，始终围绕信息公开推进。信息公开领域问责实效弱化，民主参与不够是信息不公开，假公开，双方猜忌，政府失信的直接原因。现实中老百姓埋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工作不透明，政府不履行承诺，而不在于当事人争取额外利益。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一要要在信息统计，制作，修改，发布的各个环节引入民主化监督机制，而要将发布的科学性，履行效果纳入详细的政府工作，部门工作和人事考评范畴。
其三，从领导干部作风转化着手，建立基层和乡镇区县乃至省级公务员和村民的直接沟通制度，纳入政府考评指标，逐步形成官民互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官民对抗，逐步扭转官员脱离群众的局面。不可否认，良好的作风传统，领导人人格魅力，在熟人社会的影响力比法律要大得多。同时我们有着老一辈领导集体亲民近民的传统。中国的国情表明，基层工作的展开离不开乡土社会有威信的，品行高尚的县乡领导，支部书记，村长，长老等等。没有他们的辅助，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国家政策在乡土社会推行，相当困难。
其四，面对新媒体语境，进行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创造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价值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在受众的影响力和舆论的引导力，已经力不从心。近年来很多拆迁矛盾的出现，源于新媒体。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极大地迸发了人们虚拟空间的泄愤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利用新媒体泛滥式的发表粗俗，甚至是低俗的言论。主流文化价值的破坏是在无形中剧烈的爆炸。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的种种违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价值观，暴露出来的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文化价值宣传的危机，尤其应当引起党政机关，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警觉和反思。需要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深入到网民中去，成为“围脖”中的一份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入到每一个“围脖”行为的环节，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能渗透进去。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不是所谓的“高、大、全”，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对人民文化行为的影响，对人民文化思维的引导，进而促进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国家层面应从战略高度与时俱进的深入融合进新媒体的发展，让宣传进入日常化、规范化、和谐化。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简单、方便、快速的新媒体模式，宣传部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可以参与qq博客等等。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带头形成一种规模效应，让更多的不相符的庸俗倾向远离这个未来主流文化价值宣传的主阵地。
参考文献:
[1]邹农俭：中国城市化的探索，载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7页。
Research On Villagers in context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 With Contradiction of Reconstruction in the Village
【Abstract】 advancing urbanization led to contradictions and villages demolition problems, mainly the demolition or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making the new farmers unprecedented awakening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ve uplift the economic status, bargaining power increased. Forced by the legal syste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le of village leaders embarrassment, demolition party was adamant, the villagers are not the unified opini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 options to protect farmers focus on land revenue. Play in urbanization,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style of leading cadres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force.Key words demolition for town of Sociology
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法规[2002]181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国务院有关部门，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近年来，为加快推进企业法制建设，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一些地方先后在企业中进行了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机遇和更严峻的挑战。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企业法制建设的需要，依法保障和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现就进一步做好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
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是企业依法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企业已被置于与国外企业同等的法律环境，法律工作已成为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同时，企业需要处理的法律事务大量增加，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的任务日趋艰巨，对企业法律顾问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是我国企业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进一步开展试点工作，探索我国企业设置总法律顾问需要解决的问题，为逐步建立适应国际竞争要求，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积累经验，是当前企业法制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经贸委和有关企业应当高度重视，精心部署，切实抓好。
二、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以落实企业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措施为立足点，切实加强企业法制工作和法律顾问队伍建设，促进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试点工作的目标：通过二至三年的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依法经营管理、依法维护企业自身合法权益，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充分发挥总法律顾问在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从而抓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企业提供的机遇，加快企业改革与发展步伐，全面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三、企业总法律顾问及试点企业的条件
企业总法律顾问是具有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和比较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精通法律，由企业聘任的全面负责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对企业经营者负责。
（一）企业总法律顾问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自觉拥护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秉公尽责，严守法纪，团结协作；
2.在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任职三年以上，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3.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精通法律业务，从事专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五年以上。
（二）试点企业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重视企业法制建设，法律顾问工作起步较早并有显著成效；
2.企业负责人法制意识强，重视并支持企业法律顾问工作；
3.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制度比较健全，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程度较高；
4.企业法律顾问队伍素质较高，人员相对稳定。
各地经贸委要按照上述条件，通过企业自荐或推荐、协商、考核等程序，选择确定一至二家参加试点的企业。
四、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职责
开展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试点，应当根据企业改革和发展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认真落实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职责。企业总法律顾问具有下列职责：
（一）协助企业负责人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组织起草或负责审查本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
（二）直接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依法提出法律意见；
（三）在主持或参加企业重大经济活动中，负责有关法律业务的处理工作；
（四）负责企业法律机构的管理工作，组织做好企业日常合同管理、招投标、知识产权管理、工商事务、仲裁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工作；
（五）组织实施本企业法律顾问的培训、考核，参与推荐下级单位法律事务机构负责人；
（六）对本企业其他部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负责或协助有关部门予以整改。
五、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方案的内容
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试点工作，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诸多方面，试点企业应当制订具体工作方案,由组织试点的经贸管理部门审核后实施。地方经贸委要积极指导企业制定试点方案，及时帮助企业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企业的试点方案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企业概况，包括企业生产经营、依法治企、经济效益的基本情况，企业生产经营需要处理的主要法律事务；
（二）本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规划以及实施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近期和远期目标；
（三）试点的具体内容，包括试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落实总法律顾问职责的具体措施，对企业总法律顾问工作的考核和评价等。
六、加强对企业总法律顾问人员的培训
积极组织企业法律顾问学习、培训和考察，通过筹建企业法律顾问协会，建立经贸法制网站等多种方式，开拓企业法律顾问交流、沟通渠道，不断提高其法律素质和管理水平，保证他们高水平、高质量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要创造条件，加强对企业总法律顾问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解决人才短缺问题，为全面推行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作好组织准备。
七、搞好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的组织协调工作
搞好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试点，既需要有关企业的主动参与，也需要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各地经贸委要注意做好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工作，为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打好基础。要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注意交流和推广好的做法。
要分层次组织好企业总法律顾问的试点。中央管理企业的试点工作由国家经贸委负责组织实施，地方企业的试点工作，由地方经贸委负责组织实施。今年要在部分地方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按照本通知的精神，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已经开展试点工作的地方，要认真组织验收，并适时扩大试点范围；尚未开展试点工作的地方，应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尽快制定试点办法，开展试点工作。2002年上半年，国家经贸委将从中央管理企业特别是境外上市公司中选择一批企业进行试点，并将筹备召开全国企业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请各地经贸委和试点企业在组织开展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中，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工作体会，做好必要的准备。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与国家经贸委联系。
二ＯＯ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