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投资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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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投资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投资许可证制度的实施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为了积极稳妥地试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许可证制度，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并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试行投资许可证制度的目的
（一）试行投资许可证制度，是运用经济手段，引导全社会投资方向，强化产业政策指导力度的有效投资调控措施，有助于推动投资管理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投资项目实行差别税率，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实行零税率或低税率，有助于投资结构的调整，降低单位投资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提高投资效益奠定良好基础。
（三）通过试行投资许可证制度，可对投资项目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全面有效地掌握全省投资领域活动状况，为省委、省政府制定有关经济政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二、投资许可证试行范围
（一）根据《暂行条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商品房投资和其它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均试行投资许可证制度。
（二）凡总投资在100万元及其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含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资企业、集体投资项目和个体工业投资项目等），均需领取投资许可证。
（三）基本建设项目与更新改造项目、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项目与一般房屋建筑的划分，依照国家和省上有关规定执行。
三、投资许可证发放权限
（一）按照隶属关系，省属项目、中央在甘单位投资项目、总投资在3000万元及其以上的地县级项目，由省计委发放投资许可证；3000万元以下的地县级项目，由地州市计委（计划处）发放，权限不再下放。
（二）对于隶属关系不明或没有行政主管部门的投资项目，按照计划管理权限及投资限额分别由省计委和项目建设所在地区地州市计委（计划处）发放投资许可证。
（三）按照上述权限和国家规定，更新改造项目统一由省、地两级计划部门发放，但不改变现行投资项目审批和计划安排权限。
（四）总投资在5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规定仍需交纳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零税率投资项目也要按规定发放投资许可证。
四、投资许可证发放办法
（一）发放投资许可证的项目，必须是按照规定和权限审查批准，并纳入国家或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项目（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或企业在规定的审批权限内审批立项，并在计划部门下达的年度投资规模内安排的项目）。
（二）项目投资计划下达后，建设单位须按照投资许可证发放权限，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手续（其中省属项目、中央在甘投资项目以及总投资在3000万元及其以上的地县级建设项目，由省地税局核定税率后到项目所在地地税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申报手续；总投资在
3000万元以下的地县项目到地州市地税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申报手续），然后由项目建设单位持纳（免）税凭证按发放权限到省、地计划部门领取投资许可证。经贸委管理的更新改造项目投资许可证，由省、地（州、市）计划部门按权限根据税务部门的纳（免）税凭证发证。
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适用项目、税率和应纳税额，由省、地两级税务机关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审定。其它有关纳税事项按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办理。
（三）投资许可证按统一格式编号发放，正本由建设单位保存，副本由施工单位制成牌子，在施工现场公开悬挂。
五、投资许可证的管理
（一）投资许可证一次发放，多年使用，直至工程竣工。每年度按规定进行年检，凡符合规定并在年度投资计划下达后，办理当年投资方向调节税征（免） 手续的项目，在许可证上盖章继续使用；未经年检盖章的，其投资许可证不得继续使用。
（二）各地州市计划部门要每年按季汇总投资许可证发放、年检情况，对投资许可证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及时反馈省计委。省计委在综合各地州市情况的基础上，定期向省委、省政府报告投资动态，并向省直有关部门进行通报，以利于协调宏观调控措施。
（三）对没有领取投资许可证的投资项目，财政、银行及其它金融单位不得拨款、贷款，土地管理和规划部门不得办理土地划拨手续，水电部门不得供水、供电，施工单位不得施工，其它部门不得办理与施工有关的事项。
（四）对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税务机关按规定施以罚款。但对零税率的计划外项目，由各级计划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另行处理。计划外投资项目，是指未经计划部门批准自行扩大投资规模进行的各类建设项目，或未列入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项目。
（五）各级审计部门应对各投资项目进行检查，凡发现无投资许可证的项目或不符合发证条件的项目，由审计部门通知各级计划部门和有关部门，一律不准施工。
六、其 它
（一）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二）本实施办法由甘肃省计划委员会负责解释。
1997年3月29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减查补税款欠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将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抵减查补税款欠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5]169号
2005-02-24国家税务总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进项留抵税额能否抵减查补税款有关问题的请示》（桂国税发〔2004〕269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拖欠纳税检查应补缴的增值税税款，如果纳税人有进项留抵税额，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用进项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12号）的规定，用增值税留抵税额抵减查补税款欠税。
二、为确保税务机关和国库入库数字对账一致，抵减的查补税款不能作为稽查已入库税款统计。考核查补税款入库率时，可将计算公式调整为：
查补税款入库率=（实际缴纳入库的查补税款+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实际抵减的查补税款欠税）/应缴纳入库的查补税款×100%
其中，“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实际抵减的查补税款欠税”反映考核期内实际抵减的查补税款欠税。
特此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2011年5月11日，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通过《重庆晨报》发布第一季度重庆婚姻报告称，第一季度共有27535对夫妻离婚，其中有548对离异夫妻坦承离婚原因是“小三”搅局，排在离婚原因的第三位。无独有偶，2010年年底以来，郑州市管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沈某某历时8个月，先后对220对离婚夫妇询问调查，发现离婚原因中婚外情约占20%，是导致离婚的第二大原因。
而就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此条规定引起了热议。婚姻法学家巫昌祯认为“该条款保护第三者的利益仍显偏多，弱化了无过错配偶一方的权利。第三者会想尽办法把财产先划归到自己名下，而无过错配偶出于保全婚姻的考虑，很可能不会起诉要求返还财产。”这样一来，第三者因解除同居关系而取得的利益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让人遗憾的是，与第三者的利益受到保护相反，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对婚姻关系受到第三者侵害的无过错配偶一方是极不公平的。
在此，笔者暂且不论对第三者因破坏他人婚姻而取得的利益不分情况一概予以保护的规定是否适当，笔者认为，在第三者导致他人离婚的比率越来越高的现况下，当婚姻受到第三者损害时，无过错配偶一方除有权请求另一方赔偿损失外，作为共同侵权人的第三者也应当对其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国法律应当在私法领域设立以请求权为核心的保护制度，对合法婚姻当事人的配偶权进行保护。
一、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建立私法控制机制之理由
追究侵害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的责任，是国外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
在法国，配偶一方在对方违反忠实义务时，有权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12条和第1382条的规定向第三者请求损害赔偿。瑞士民法典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对于第三者亦得请求停止妨害、支付赔偿金及慰藉金。原联邦德国在审判实践中对妨碍婚姻关系的第三人追究名誉损害赔偿责任。日本民法规定,与妻通奸的第三人,其行为构成对夫权的侵害,应负赔偿责任,反之,妻对与夫通奸的第三人也可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依日本民法的解释,“与夫妻一方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第三者,限于故意或过失、诱惑等,不问是否是自然的爱情,均对作为他方配偶的夫或妻的权利构成侵害,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对他方配偶精神上的痛苦有支付慰抚金的义务”。[1]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法院1997年也有判处第三者赔偿无过错方一百万美元的案例。[2]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婚姻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道德规范的规制已力不从心，需要上升到法律调整的层面加以强制规范。
有反对者认为，这一问题应属于道德调解的范围，但依照法理学理论，法律和道德调解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道德的上限是道德自身调节的问题,道德的下限是法律要解决的问题,即什么是高尚或卑劣,由道德去评价,而对最严重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制裁措施。[3]当社会主体在道德上存在缺失,而其中一些行为达到对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破坏性的度时就需要用法律来调整。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婚姻关系以外第三人对他人婚姻关系的性介入及配偶一方对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现象数不胜数，导致大量婚姻关系的破裂，这已成为目前损害婚姻关系进而侵犯配偶权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由于道德评价在改变人们行为上缺乏直接强制力，难以单独承担起调整婚姻领域的婚姻主体之间以及婚姻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使命。通过立法保护合法、稳定的婚姻关系不受非法侵害，无疑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必要选择。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的行为予以私法控制，具有法的目的性价值。
婚姻关系结合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兼容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双重价值。[4]婚姻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私人利益关系，还是一种被婚姻法法定化了的民事法律关系，婚姻关系的稳定对家庭的稳定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据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比例达40%以上。据官方资料统计发现，因奸情而引起凶杀案的事情屡屡发生，有的地方甚至占全部凶杀案件的四成以上。
就利益衡量而言，在对婚姻家庭稳定的价值与个人自由的价值进行价值衡量时，必须考虑实际情况的需要和社会大众的普遍价值取向。当前，第三者插足破坏他人家庭，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影响家庭稳定和严重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社会现象，在此情况下，那些满足于私人快感的性自由，是凌驾于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上的自由，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连世界上崇尚个人自由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法律在支持家庭稳定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1998年5月，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家庭与调解法院协会第35届年会上，与会各国代表都呼吁“高离婚率引发了许多严重后果，各国的家庭法改革都应考虑到支持婚姻稳定的需要”。另外，复归家庭、爱情以忠诚为本的观念，被写入《欧洲人权宪章》。在一般被认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法国，近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此观念持肯定态度的占87%。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四条均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些规定旨在从法律上倡导夫妻间相互忠诚，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不得与配偶之外的任何人发生通奸等不正当两性关系，不得恶意遗弃配偶另一方，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牺牲配偶的利益。可见，我国的婚姻关系是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的，婚姻关系一旦成立，法律就赋予了婚姻双方以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他人对已经成立的婚姻关系就负有不得侵害的不作为义务，第三人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侵害符合法定的侵权构成要件的，构成对他人婚姻关系的侵权。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加以法律规制，不存在对私人空间的过分干预。
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制，主要是民事法律的调节。而何谓民法?民法是私法，是权利法，是任意法，是市民社会的宪法，是人民自由的圣经。[5]民法以私法自治为基础，其对私人关系的干预以权利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为前提，采取“不告不理”的司法被动原则，其介入仅以对私权之保障、救济为目的，没有告诉，就没有强制力。故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只不过是对民法婚姻关系的本质目的予以确认，对个人权利提供救济渠道，以法律的形式缔造科学的、进步的、尊重人权的婚姻道德基础，这比所谓的婚姻关系悉由道德调整的观点要更符合我国现实的需要。[6]
二、“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界定
何为第三者？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第三者是“特指插足于他人家庭与夫妇之中一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如何准确界定第三者，众说纷纭，大概可归纳为关系暧昧说、通奸说、破裂说、目的说四种观点。这四种观点在性质上是递进关系，从行为论逐步发展到后果和目的论。[7]
笔者认为，对于第三者的认定，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主观上具有妨害他人婚姻关系的故意。（2）主体条件方面，是婚姻关系以外的与有配偶的一方有两性关系的人。（3）其客观上与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发生了两性关系，使之违反夫妻的忠实义务，侵害了婚姻关系另一方的配偶权，妨害了合法的婚姻关系。（4）其行为结果方面，侵害了他人的婚姻关系，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或濒临破裂。
“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界定。
根据我国侵权行为法理论,笔者认为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包含四个方面的要件。
一是第三者实施了侵权行为。第三者违反不作为义务而对他人婚姻关系有所不应为的作为，是对第三者追究责任的客观基础，这种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1）通奸。（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重婚。如果第三人对过错配偶一方的追求予以回避、拒绝，或者第三人有侵害的欲望和意愿，而未实施侵害追求者婚姻关系的行为的，由于缺乏客观上的表现，不应追究该第三人的责任。
二是造成了对他人婚姻关系的损害事实。即第三者与有配偶者为非合法婚姻关系的两性生活的行为,导致他人夫妻关系破裂或者离婚，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利益及名誉权等受到损害的事实。这种损害既包括物质利益的损害,又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笔者认为，以下三种表现无疑可认定为造成了损害：（1）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导致婚姻解体，家庭破裂的。（2）由于与第三者的交往，致使夫妻中一方不履行夫妻应尽的绝大部分义务的。（3）与第三者有亲密关系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严重的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虐待的。但同时，也不能以婚姻关系的破裂和严重创伤作为追究第三者责任的条件，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对这一婚姻关系的稳定造成客观威胁的，即使尚未给该婚姻关系造成明显的有表象的损害，受害配偶一方仍然应拥有请求第三者排除妨害的请求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