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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历史考察

秦德良

[内容摘要]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镇压与宽大政治斗争策略的萌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是镇压与宽大政治斗争策略的形成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镇压与宽大政治斗争策略的发展时期，提出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内容；建国初期镇压与宽大政策发展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1956年正式定型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内容更加全面、具体，以后这一政策逐渐适用于各种刑事犯罪，从此成为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其内容从早期的政治斗争策略逐渐发展成为应对各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但如何消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政治斗争策略色彩，还是需要大力研究与实践的问题。

[关键词] 镇压与宽大 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它的形成经历了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又经历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到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一个政策的过程）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过程，它最早源于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镇压与宽大的对敌斗争策略，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策略色彩。1956年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正式定型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内容更加全面、具体，以后这一政策逐渐适用于各种刑事犯罪，从此成为我国最基本、最重要的刑事政策之一。1979年刑法第一条规定，我国刑法“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这一基本刑事政策，遗憾的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了这一规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根本意义就是，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同，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在认定处理上宽严结合，有宽有严，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笔者试图在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更全面论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及其内涵的演变。

一、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

（一）镇压与宽大政策的萌芽时期

1、毛泽东提出对土豪劣绅实行区别对待政策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为了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必须分别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采取多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使用最严厉的镇压手段。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总结了农民打击地主、土豪劣绅的各种方法，如清算、罚款、小质问、大示威等。同时，也指出了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大土豪劣绅、必须采用最严厉的镇压手段。“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对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1] “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2]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具有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内容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坚决抵制和批判“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对敌斗争方面的错误政策，并使镇压与宽大政策在法律中得到体现。在对待富农政策方面，毛泽东强调要区分一般的地主富农和反动的地主富农，必须予以镇压的是那些有反革命行动的反动地主富农。在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方面，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第6号训令，确立了反革命罪犯处理原则；1932年4月的第11号训令规定了审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程序，为各地修订起草肃反条例与法令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4月8日由毛泽东亲自签署颁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是代表性法规和立法司法经验的结晶，其中明确规定，对于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罚。对于那些严重危害人民的重大反革命分子、首要分子和再犯分子要严惩，甚至判处死刑；而对那些被他人胁迫以及自首、坦白和立功的分子，则规定减轻或免除其处罚。在该条中虽然还未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的政策，但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有效地打击反革命、分化瓦解反革命分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一般认为该条例中已经体现了镇压与宽大的内容。

与当时中央苏区的对敌对阶级分子政策主张相适应，其它革命根据地为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惩办其他犯罪分子，保卫工农民主政权，相继发布了许多法律性文件，都对镇压与宽大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如《鄂豫皖区六安县第六区肃反条例》 (一九三O年四月)，《湘赣省苏区惩治反革命犯暂行条例》(一九三二年四月八日公布)，《湘赣省苏政府自首自新条例》(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川陕省没收条例》(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肃反执行条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反革命自首的条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等。

（二）镇压与宽大政策形成时期：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内形势的变化，为最广泛地联合各阶层人民团结抗日，对付反共顽固派和日伪汉奸的进攻，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其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一文中，鲜明地提出反对“右倾”和“左倾”错误，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在这一总的精神指导下，毛泽东指出：“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3]

1942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根据各抗日根据地执行宽大政策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明确提出镇压与宽大政策，同时提出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的界限：“各抗日根据地发布的施政纲领或其他文件曾宣布：对敌人、汉奸及其他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自新之路。这里是提出了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并非片面的只有一个宽大政策。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是除外于宽大政策的，这就是镇压政策。这样，同时提出的两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实行的。但各地有些同志只作片面的了解，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对于一切破坏民族利益的份子，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凡属破坏抗日政府、抗日军队、抗日人民、抗日政党的利益者，都是破坏民族利益的份子。对于此类破坏份子，如不采取坚决镇压政策，即无异帮助敌人。对于此类份子，采取放任态度，并谬施于宽大政策，是完全不正确的，是脱离群众的。凡在此类份子的行为上，已经证明是坚决破坏民族利益者，即应依法严惩，绝对不应放任。只有那些真正表示改悔者．才应采取宽大政策，而对于一切曾有破坏行为，但是真正表示改悔确有证据者，我们则必须采取宽大政策。在实施时，又必须区别首要份子与胁从份子，在首要份子中真正表示改悔者，也是可能的，也是有过的。但在胁从份子中真正表示改悔的可能性最大，过去经验证明也最多。根据此种情形，我们在惩治破坏份子时，主要的应是惩治那些首要份子，其次才是惩治那些胁从份子。同时，我们的宽大政策，主要的是施于胁从份子，其次才是施于首要份子。总之，以表示真正改悔与否为决定政策的标准。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应根据本件作明确正当的解释，并根据此种解释去实事求是地、有分别地实行镇压政策与宽大政策，而镇压与宽大应同时注意，不可偏倚的。”[4] 在此，镇压与宽大还是两个政策，分别对不同的人实行：镇压政策主要适用于那些首要分子，宽大政策主要适用于那些服从分子。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九条方针” ，其中明确提出，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宽大政策。其中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

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纷纷制定相应的法规打击不同性质的犯罪。如《晋察冀边区汉奸自首单行条例》(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府1939年制定了《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一九四O年十二月三日公布施行)，《晋察冀边区处理伪军伪组织人员办法》(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公布)，《苏中区伪政权伪组织人员悔过自新暂行办法》(一九四五年七月公布)等等，均根据当时犯罪的具体情况和政策精神制定的，其中更为具体地体现了镇压与宽大政策精神，这是镇压与宽大政策形成时期。

（三）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发展时期

在镇压与宽大政策的萌芽、形成时期，镇压与宽大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政策，针对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很模糊。镇压与宽大两个政策的产生完全出于阶级斗争实践的需要，具有强烈的政治话语色彩。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还没有被明确认识到，阶级斗争实践中也没有处理好。在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发展时期，镇压与宽大政策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已经被比较科学地揭示了出来，并且逐渐发展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内容更加具体，但依然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强烈的政治斗争策略的话语色彩。

1、提出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内容

解放战争时期，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反动势力。在这一时期，镇压与宽大政策由于其内容已经具体化，因此这一政治斗争策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已大举反攻的时候，毛泽东又反复指出，在向反动派的斗争中．必须坚决贯彻镇压与宽大政策的思想。他在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文中指出：“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5] “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6]“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7]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其《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再次强调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关于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具体政策问题，指出必须避免种种冒险政策，主张严格区分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和官僚资本、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区分大、中、小地主、恶霸与非恶霸，在处理上应有所不同。同时指出：“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程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 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三亿六干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干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8]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9]
反腐倡廉重在提高制度执行力

盛立军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大责任，是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生力军。为充分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检察机关必须首先抓好自身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从严治检，建设一支“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队伍。“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制定好的反腐倡廉制度不容易，把这些制度落实好则更难。制度建设的成效如何，最终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力。胡锦涛同志强调，要“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因此，强化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是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成效的根本大计。当前，检察机关推进自身反腐倡廉建设，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党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举，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制度执行力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核心保障作用。

　　一、狠抓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能动性。

　　反腐倡廉教育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廉政制度执行力。我们要在不断完善现有廉政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增强制度执行力度，坚决作到“有法必依”。在实际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和业务教育，不断提高检察干部的思想道德境界和业务水准，加大各项制度的宣传，把已经制订的制度落实到位。同时我们还要对工作中遇到的廉政问题及时进行梳理，找到制度缺陷，从而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我们检察干部一定要确立执法为民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充分认识到权力是人民给的，行使权力只能为人民服务，要通过把廉政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教育的全过程，努力形成廉政教育的长效机制。

1、要抓好学习教育，努力提高检察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要采取多种形式对检察干部进行正反两方面的学习教育。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六个严禁”等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对全体干警进行遵守检察纪律、廉政纪律、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的教育，促使全体干警进一步强化纪律观念，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廉洁从检意识，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理念、改进执法作风，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经济纪律和群众工作纪律，为廉政制度执行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是增强业务素质。精通业务是提高执行力的关键，检察机关必须以提高法律监督能力为核心，强化业务学习，增强实战技能。职务犯罪案件要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刑事案件要宽严相济、保证100％的准确率，法律监督要着力解决群众告状无门，司法机关裁判不公等问题，确保检察权为民所用、为民谋利。只有提高业务素质，才能保证我们把个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精案”，让任何人都无机可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将反腐倡廉工作落到实处。

　　三是教育要具有前瞻性。反腐倡廉教育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立足长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能动性。通过参观看守所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参与刑事庭审等现场活动，开展及时有效的典型性警示教育，如：原河南省郑州市检察院纪检组长胡志忠在担任中原区检察院检察长期间严重贪污腐败，仅个人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就达1700多万元，“小金库”资金达4700多万元。又如：成都市龙泉驿区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宁德怀自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２年１月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采用侵吞、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龙泉驿区检察院公款１５９万多元，已被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通过这些活生生的典型案例教育，使干警思想上产生震撼，心灵得到净化，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利益观，提高执行廉政制度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二、完善廉政制度建设，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保障性

　　健全制度是针对当前廉政建设现状提出的新要求，是推进反腐倡廉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制度的执行则是制度建设的关键，也是检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根据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实践，只有切实完善制度建设，找准反腐倡廉制度执行上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

1、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检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制度。

　　一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一级抓一级，谁主管，谁负责”的党风廉政建设措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检察机关做好自身反腐倡廉工作的“龙头”制度，必须抓好抓实；二要不断完善各项廉政建设制度，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诫免谈话等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和检察干部执法档案，强调干净干事，增强党纪政纪法纪观念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

　　二是建立健全规范领导班子行为的制度。抓好各级领导班子建设，规范“一把手”行为，关键要靠制度。一方面，要制定规范领导干部个人行为的制度，如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探索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等各项廉洁自律制度；另一方面，要突出完善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制度。在完善民主集中制，健全重大事项、重大决策议事规则的基础上，全力推进党务、检务公开以及情况通报、征求意见制度，充分发扬民主，有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专断。

　　三是建立健全规范执法办案行为的制度。防止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是检察机关自身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极为重要。要针对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批捕、起诉等各环节制定监督制约制度，完善检察业务规范，健全执法责任制度，严格错案责任追究，保证各项检察工作部署得以有效贯彻落实。

三、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督查，增强廉政制度执行的实效性。

　　“徒法不足以自行”。制度能否落实，监督检查系于一半。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应重点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1、督促领导干部做执行制度的表率。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关键在领导。要增强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督促他们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在制度执行上率先垂范。要求普通干部做到的，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必须首先做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只有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做出榜样、抓出成效，才能形成自觉遵守和执行制度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遵守制度，还要坚持原则、敢抓敢管，同一切违反制度的现象作斗争，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检务督查要适时有效延伸。一是认真落实《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等廉政规定，注意抓好案前的教育防范，办案过程和案件事后的监督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办案的各个环节，做到监督关口前移；二是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监督管理，管好干警的“工作圈”、“社交圈”和“生活圈”，把干警非工作时间的活动纳入监督视野，防微杜渐；三是将检务督查纳入公众视野，设立检务监督台，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3、坚决落实责任追究制和反馈机制建设

　　一制度执行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责任的追究不到位，严肃惩处违反制度的行为，是提高制度执行力的重要保障和根本措施。各级领导班子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敢抓敢管，执纪必严、违纪必究，对那些对制度规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随意变通、恶意规避等严重破坏制度的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彻底强化制度对权力的硬约束，使制度真正成为不可触犯的“高压线”。

　　二反馈是检验制度优劣和了解制度执行效果的基本渠道。检察机关要建立健全自身反腐倡廉制度执行情况的信息反馈机制，通过情况汇报、调查研究以及对综合信息的分析，及时了解掌握反腐倡廉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制度本身的缺陷，适时进行修改完善，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推出新的反腐倡廉制度。

　　当前，我们检察机关要以提高廉政制度执行力为重点，以廉政教育为手段，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以健全完善各项制度为抓手，加强整体规划，进行重点突破，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的要求，大力推进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力度，保证检察权健康有效行使。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检察院：盛立军

电话：15049916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