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退役士兵安置暂行办法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退役士兵安置暂行办法
长政发〔２００３〕５９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长沙市退役士兵安置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００三年十一月四日
长沙市退役士兵安置暂行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妥善安置好退役士兵，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维护退役士兵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所称退役士兵，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役士兵中按国家现行安置规定符合就业安置条件的转业士官和城镇义务兵。
二、退役士兵安置实行安置就业与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安置办法。
三、凡驻我市辖区内的所有机关、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分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都有依法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责任和义务，任何单位不得拒绝接收当地政府分配的安置任务。
四、凡有接收安置任务的单位，因特殊情况不能全部落实当年安置计划的，经市、区、县（市）民政部门核准，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当地政府交纳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
五、退役安置继续坚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国防义务均衡负担”的原则，对实行安置就业的退役士兵采取分级负责、包干安置和重点安置相结合的办法。中央和省属驻长各系统、各单位，市、区、县（市）各系统、各单位都必须妥善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及配偶在本系统的转业士官。义务兵入伍前原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退伍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复工复职。父母（配偶）单
位或退役士兵本人原工作单位已撤销、合并或破产的，由上一级机关或合并后的单位负责安置。服现役满１０年的转业士官退出现役后，原则上回入伍时户口所在地的市、区、县（市）安置。符合进长沙市安置条件的，由市、区、县（市）政府按相关政策统一安置。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行重点安置就业：
（一）荣立二等功以上或获得大军区级荣誉称号的服役期满２年以上的退役士兵；
（二）因战、因公致残的二等、三等革命伤残军人；
（三）烈士子女、孤儿。
六、用人单位对所接收的退役士兵不得进行文化考试和体检录用，不得实行试用期和收取安置费，退役士兵父母所在单位，不得以已有子女在本系统工作而拒绝接收退伍回来的子女。同时要按国家规定，及时办理失业、养老、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险手续。非本人原因，２年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由于接收单位原因导致退役士兵未能按时上岗的，从安置部门开出介绍信的当月起，由接收单位按照本单位同工龄职工平均工资的８０％逐月发放生活费，直至安置就业为止。
七、鼓励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自愿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按下列标准补偿安置：
（一）对服役期满２年以上，１０年以下的城镇退役士兵，发给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偿金２００００元，服役期超过２年的每增加一年补助２５００元。
（二）服现役满１０年（含１０年）以上的转业士官发给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偿金５００００元，服役期超过１０年的每增加一年补助２５００元。
（三）服役期间立功的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除按一般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补偿标准领取补偿金外，按每获一项荣誉称号分别按相应的标准增发奖励金。其中，荣获大军区以上荣誉称号的增发４０００元，荣立个人一等功的增发３０００元，荣立个人二等功的增发２０００元，荣立个人三等功的增发５００元。
（四）自愿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须由本人向当地退伍安置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签订自谋职业补偿协议，并由当地退伍安置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后，发给《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书》。自谋职业退伍士兵持证到同级民政部门领取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偿金。
八、退役士兵就业后的劳动人事关系和档案由所在单位统一管理。领取了一次性安置补偿金的退役士兵的档案，由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免费为其保管，党团组织关系由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接收管理。
九、退役士兵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当地人民政府不负责安置，按失业人员对待：
（一）超计划入伍，即１９９９年以后入伍无当地政府发放的“安置卡”或“优待安置证”的；
（二）服役期间或退役后买户口进城或通过投亲靠友（符合安置政策的除外）等渠道进城无生活基础的；
（三）弄虚作假，伪造、涂改或骗取伤残、结婚、户口、立功荣誉等证明的；
（四）退役士兵已经当地政府安置，但本人不服从分配的；
（五）城镇义务兵自部队批准退出现役后１年内，转业士官自部队批准退出现役后当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办理安置手续或未办理补偿安置自谋职业手续的；
（六）无正当理由，本人要求中途退伍的；
（七）被部队开除军籍或除名的；
（八）在部队或者待安置期间犯有刑事罪（过失罪除外）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十、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的缴纳标准为：
义务兵每人４００００元，转业士官每人５００００元。
十一、退役士兵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属政府性基金，由当地财政统一管理。市、区、县（市）财政部门根据退伍安置部门提供的名单向自愿缴纳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的单位收取，对有安置任务而在规定时间内既未安置退役士兵，又未缴纳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的单位，属长沙市各级财政拨款单位的，由当地财政部门代扣；属其他性质的单位，由当地安置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既不按分配计划接收安置对象，又不按时缴纳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的单位，除责令其限期缴纳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外，当年不能申报评选文明单位。区、县（市）未完成年度安置任务的，不能评为“双拥模范区、县（市）”。
十二、收取的安置任务有偿转移资金，按《湖南省退役士兵安置任务有偿转移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使用。
十三、各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参照本办法确定相应补偿标准。
十四、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确立人格尊严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绍明
关键词：性骚扰 人格尊严权 立法 司法解释
内容提要：一、“性骚扰”的由来
二、 性骚扰在中国
三、性骚扰，法律面临的难题
四、如何给“性骚扰”定性
五、本人“性骚扰”定义的特点
六、如何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七、我国法律面对性骚扰需要探讨的问题
八、结束语
性骚扰是我国二00二年十大热门法律话题，它之所以至今热度不减，是因为最近武汉、北京两例“性骚扰”案的报道不断见于报端，性骚扰遭遇的法律空白引起世人关注，立法惩治性骚扰呼声越来越高。据悉：人大已启动立法程序，准备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是否合适？中国在反性骚扰方面真的是一片空白吗？在性骚扰的法律定义还没有被确立之前，任何靠增加法律条款来惩治性骚扰都是塞洞补漏，有失法理上的严谨性、立法上的严肃性，司法上更是缺乏可操作性。中国法律应如何面对性骚扰？如何在现有法律中找到反性骚扰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是立法之前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法律如何面对性骚扰，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找到应对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的法律依据，本文想对这些事关性骚扰现象法律本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旨在对今后性骚扰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推动。
一、“性骚扰”的由来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是一个外来名词，是女权运动的产物，是女权主义法学家与不尊重女性热个尊严的社会陋习和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斗争的成果。性骚扰概念之所以首先在美国提出，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始的女权主义运动和随之诞生的女权主义法学；也来自于法律不得不应对美国日渐突出的性骚扰问题。女权主义者凯瑟林·A·麦金侬是提出“性骚扰”概念的第一人。麦金农给性骚扰下的定义为：处于权力不平等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其中包括言语的性暗示或戏弄，不断送秋波或做媚眼，强行接吻，用使雇工失去工作的威胁作后盾，提出下流的要求并强迫发生性关系。虽然性骚扰现象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只限于上级对下级，但美国并没有制定反性骚扰单行法规，而是在一九六四年民权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规定中找到法律依据，对性骚扰者提起性别歧视之诉，使受害人能谋求法律救济，并通过不断扩大性骚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美国过去三十多年来，通过公平就业机会法律的规范，联邦各级法院相关判决的诠释，专门行政机关的推动，以及学者的探讨，已使美国成为反性骚扰规定和措施最为完备的国家，而为其他各国竞相效仿。80年代中后期，许多国家陆续效仿美国，通过立法来制裁性骚扰。1984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联邦《性歧视法》；1987年和1991年，新西兰分别在《劳工关系法》和《雇佣合同法》中就性骚扰问题规定了特别条款；1989年，西班牙政府通过法规，以保护女雇员免受性骚扰；1991年，瑞典通过的《平等机会法》作出新的规定，要求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采取措施。1992年，日本福岗县地方法院审理了日本首起性骚扰案件，法官认定被控告的男性上司实施了“触犯妇女权利的性骚扰行为”，判处其向原告支付12500美元的“性骚扰赔偿费”。除此以外，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也先后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于应予禁止的非法行为。对于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加拿大、法国还将其规定为妨害风化罪，西班牙等国则将其归入侵犯性自由罪。2001年6月7日，欧盟委员会曾提出过一项关于惩治在工作场所对妇女“性骚扰”的立法草案，建议欧盟15国对性骚扰制定共同的标准。台湾“内政部”也于2001年拟订了《性骚扰防治法》(草案)。依据该草案，对性骚扰者将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机关、部队、学校或雇用人若未对性骚扰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将被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也先后明令禁止性骚扰，但这些国家大多把性骚扰归为性别歧视，如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日本虽然制定有《性骚扰惩治基准》，那也只是针对公务员的行政处罚。
综观各国性骚扰立法，没有哪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性骚扰法》，也没有哪个国家通过在国家的基本法律中增加具体条款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 ，在本国法律体系框架内寻找反性骚扰的法律依据，并通过判例等手段不断扩大其内涵和外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 性骚扰在中国
性骚扰这个名词为国人所熟知，是从克林顿性骚扰案件开始。尽管上世纪90年代初性骚扰就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但直到1999年才首次被收入新版《辞海》。《辞海》给性骚扰下的定义是：性骚扰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用语，指在存在不平等权利关系背景条件下，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利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的要求，从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为。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
这个定义将性骚扰定义为权利骚扰、性别歧视，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武汉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廖皓磊曾两次著文批驳。但这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我们无须过多的责难。但中国并不是不存在性骚扰，据调查七成以上女性曾不同程度遭受过性骚扰，这么多女性权益受到侵犯，到2001年中国才有第一起性骚扰维权案例，这起案例中法律表现的无奈和无力让人们困惑。在美国，高达3000多万的性骚扰惩罚性赔偿，美国总统因为性骚扰丑闻差点下台，澳大里亚总督最近因性骚扰被迫辞职，而中国一位女性遭受性骚扰仅要求一个赔礼道歉尚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法律的苍白不仅使人维权艰难，还让骚扰者有值恃无恐，在美国，称他人为“莱温斯基”都将面临性骚扰的指控，而外国流氓马克在街头非礼中国女性竟若无其事，赔礼时还嬉皮笑脸。中外对待性骚扰的巨大反差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的法律管不了性骚扰。
的确，找遍法律条文也找不出有关性骚扰方面的规定。《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有强奸罪，但那不一般老百姓理解中的性骚扰。《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但其手段需有“强制”才行，对一般性骚扰行为处分稍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可以进行治安处罚，这中处罚只不过十五天以下行政拘留或两百元以下罚款，对那些造成他人终生痛苦甚至家破人亡的骚扰者，这点处罚明显太轻。1979年《刑法》倒有一个口袋罪----流氓罪，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可以装进这个口袋，新《刑法》已将这个罪名取消。法律之剑之可能在哪些骚扰者强奸、侮辱、猥亵他人，并且达到犯罪的程度才会落在他们的头上。
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可能是终日不断的肮脏的话语、下流动作，这些言语或行为够不上犯罪，不发生在公共场所，甚至够不上“流氓”行为，无法给予治安处罚。再者，刑法和行政法规侧重于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就算给骚扰者处以刑罚或治安处罚，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又如何补偿呢？
性骚扰受害者要想获得应有的补偿，只能寻求民法的保护。尽管《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但要想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哪怕是讨个说法让骚扰者赔个礼道个歉也是难于上青天。
首先，你找不到起诉的案由，法院300种民事案由中没有性骚扰这一说；就算你找到个理由进了法院的大门，取证难也会让官司胜败难料；没有现成的法条，法官难以适用法律。于是人们惊呼：法律面对性骚扰是一片空白。要求立法的呼声逐渐高涨。
三、性骚扰，法律面临的难题
法律关注性骚扰，给受害者以司法救济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可法律应如何关注性骚扰，是以专门法的形式系统规范还是修改现有法律？是在现有法律中寻求依据还是移植外国的法律？
目前，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呼声一是以陈癸尊等为代表的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另一种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反“性骚扰”的内容。
制定专门法律惩治性骚扰反映了人们希望严厉惩治骚扰者的良好愿望，但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尚不具备并且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性骚扰”概念尚未明确，它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哪些“性骚扰”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哪些应该归为刑事制裁或行政处罚范畴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还未讨论清楚，如果匆促立法最后因法律不完善而不停地修改甚至废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其次，法律大多调整某一方面的法律关系而非规范某一行为，对“性骚扰”还未达到需要由专门法来调整那样严重的程度，国外也没有反《性骚扰》单行法规的先例。
第三、一部新的法规必须与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配套，必须在《宪法》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找到依据，必须先有大量理论研究和判例作基础，这些立法最基本的条件我们都还不具备。
制定专门法律条件不具备，是不是可以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呢？当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是呼声最高的一种观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反性骚扰的内容是不是就能解决性骚扰问题？我认为不能，仅凭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想解决性骚扰问题最终只会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沿用了国外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思路，在我国性骚扰绝大多数不表现为性别歧视，不符合我国国情；
其次，国外性骚扰大多发生在工作场所，对骚扰者惩处同时雇主同样承担责任，而我国无论是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还是民事制裁都无单位承担责任一说；
第三，在法律中明确规范“性骚扰”行为先确定性骚扰的性质，应承担的责任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民事侵权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法律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第四，如果仅将性骚扰界定为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以后出现女性骚扰男性或者同性间的骚扰怎么办？
第五，就算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有关“性骚扰”内容，受害人到法院同样难以起诉，会因为没有案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会因为举证难而官司难打；会因为无损害结果证据而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难道是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能解决了的吗？
我国法律体系不属于英美法系，判例不能成为法律渊源。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先制定法律后通过用判例不断完善法律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现有的几起案例都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很多国家靠《劳动法》等有关法规来规范性骚扰行为，但我国劳动关系是合同关系，可以要求单位制定内部防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雇主对雇员个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这种规定缺乏强制性，更解决不了非工作场所出现的性骚扰问题，想依靠劳动法规的修订解决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一样行不通。
四、如何给“性骚扰”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