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已废止)
公安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
（公安部2000年1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
（第5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办法》已经2000年11月27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
公安部部长 贾春旺
二○○一年一月四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机动车管理，规范机动车登记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依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和办理机动车登记，适用本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负责登记的机动车适用军车登记管理的规定。
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经机动车登记机构办理登记，核发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
未领取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的，不准上道路行驶。
第四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车辆管理所是机动车的登记机构，负责办理本行政辖区的机动车登记。
第五条机动车登记的种类分为：注册、过户、转出、转入、变更、抵押、停驶、复驶、临时入境和注销登记。
第六条机动车登记编号由机动车登记机构代号、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机动车登记机构代号由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确定。
每辆机动车不得同时具有两个以上机动车登记编号。
第七条车辆管理所应当使用计算机登记系统办理机动车登记，不使用计算机登记系统登记的，登记无效。
第八条机动车所有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机动车登记，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提交有效的资料。
第九条车辆管理所应当接受机动车所有人、抵押权人的申请，依法审核机动车所有人、抵押权人提交的资料，检验车辆，在办理机动车登记的时限内，决定准予或者不予登记。对不予登记的，书面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第二章 注册登记
第十条机动车未领取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所有人住所所在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注册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申请办理注册登记的车辆的标准照片；
（三）机动车来历凭证，但海关监管车辆除外；
（四）国产机动车的整车出厂合格证；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
（五）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证明。
第十一条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时登记下列事项：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或者单位代码、住所的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二）机动车的类型、制造厂、品牌、型号、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发动机号码、车身颜色；
（三）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
（四）机动车的使用性质；
（五）机动车获得方式；
（六）机动车来历凭证的名称、编号和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的名称、编号；
（七）车辆购置税完税或者免税证明的名称、编号；
（八）机动车办理保险的种类、保险的日期和保险公司的名称；
（九）机动车销售单位或者交易市场的名称和机动车销售价格；
（十）注册登记的日期；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登记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车辆管理所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照《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审核资料，检验车辆。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确定机动车登记编号，建立机动车档案，核发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资料无效的；
（二）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记载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与机动车来历凭证记载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不一致的；
（三）机动车所有人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提交的资料记载的内容与机动车不一致的；
（四）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不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内的；
（五）机动车属于走私、无进口证明、利用进口关键件非法拼（组）装或者套用国产车目录的；（六）机动车未获得国家生产许可的；
（七）机动车为右置方向盘或者将右置方向盘改为左置方向盘的；
（八）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标准或者属于利用报废车辆的零部件拼组装的；
（九）机动车检验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的；
（十）机动车属于被盗抢的。
第三章 过户登记
第十四条已注册登记机动车的所有权发生转移，且原机动车所有人和现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在同一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于机动车所有权转移之日起三十日内，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过户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机动车来历凭证；
（四）解除海关监管的机动车，应当提交监管海关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五）《机动车行驶证》；
（六）申请办理过户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
（七）按规定需要改变机动车登记编号的，还应当交回机动车号牌。
第十五条车辆管理所办理过户登记时登记下列事项：
（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或者单位代码、住所的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二）机动车的使用性质；
（三）机动车获得方式；
（四）机动车来历凭证的名称、编号和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的名称、编号；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的名称、编号；
（六）机动车办理保险的种类、保险的日期和保险公司的名称；
（七）机动车销售单位或者交易市场的名称和机动车销售价格；
（八）过户登记的日期。
第十六条车辆管理所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照《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审核资料，确认车辆，对超过检验周期的机动车进行安全检测。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过户登记事项，对需要改变机动车登记编号的，确定机动车登记编号，收回原机动车号牌和原《机动车行驶证》，重新核发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对不需要改变机动车登记编号的，收回《机动车行驶证》，重新核发《机动车行驶证》。
第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过户登记：
（一）机动车与该车的机动车档案记载的事项不一致的；
（二）机动车未解除海关监管的；
（三）机动车办理了抵押登记的；
（四）机动车或者机动车档案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
（五）有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八项、第九项和第十项情形的。
第四章 转出登记和转入登记
第十八条已注册登记机动车的所有人的住所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或者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且现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不在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于住所迁出或者机动车所有权转移之日起三十日内，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出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属于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迁出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情形的，提交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监管海关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
（二）属于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且现机动车所有人的住所不在原车辆管理所管辖区情形的，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规定提交资料，并交回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
第十九条车辆管理所办理转出登记时登记下列事项：
（一）现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或者单位代码、住所的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二）转入地车辆管理所的名称；
（三）转出登记的日期。
属于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还应当登记下列事项：
（一）机动车获得方式；
（二）机动车来历凭证的名称、编号和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的名称、编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的名称、编号；
（四）机动车销售单位或者交易市场的名称和机动车销售价格。
第二十条车辆管理所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照《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审核资料，确认车辆。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转出登记事项，收回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密封机动车档案，交机动车所有人。
第二十一条有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不予办理转出登记。
第二十二条已办理转出登记的机动车，机动车所有人应当自办结转出登记之日起九十日内，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转入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转入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机动车档案；
（四）申请办理转入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
（五）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监管海关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
第二十三条车辆管理所办理转入登记时登记下列事项：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或者单位代码、住所的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二）机动车的使用性质；
（三）转入登记的日期。
属于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移的，还应当登记下列事项：
（一）机动车获得方式；
（二）机动车来历凭证的名称、编号和进口机动车的进口凭证的名称、编号；
（三）机动车办理保险的种类、保险的日期和保险公司的名称；
（四）机动车销售单位或者交易市场的名称和机动车销售价格。
第二十四条车辆管理所自受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照《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审核资料，检验车辆。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确定机动车登记编号，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转入登记事项，核发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转入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擅自改动、更换机动车或者机动车档案的；
（二）有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
第五章 变更登记
第二十六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变更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更改姓名或者单位名称的；
（二）机动车所有人住所的地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内改变的；
（三）改变车身颜色的；
（四）更换发动机或者改变燃料种类的；
（五）因故损坏无法修复需要更换同型号车身或者车架的；
（六）因质量问题，制造厂给机动车所有人更换整车或者更换同型号发动机、车身、车架的。
第二十七条车辆管理所办理变更登记时分别登记下列事项：
（一）机动车所有人变更后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
（二）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变更后的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
（三）属于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至第六项的变更事项的，登记修理厂的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
（四）变更车身颜色的，登记变更后的车身颜色；
（五）更换发动机和改变燃料种类的，登记更换后的发动机号码和燃料种类；
（六）更换整车或者车身、车架的，登记更换后的车辆识别代号、车身颜色，以及负责更换的制造厂的证明；
（七）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的来历凭证的名称、编号。
第二十八条有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于变更后三十日内，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机动车行驶证》；
（四）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
第二十九条车辆管理所应当于受理当日，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变更登记事项，收回原《机动车行驶证》，重新核发《机动车行驶证》。
第三十条有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至第六项情形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于变更前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并交验车辆：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确认车辆，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准予变更；对车辆严重损坏无法行驶的，应当由车辆管理所派人确认车辆。
第三十一条车辆管理所准予变更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完毕后持下列资料，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机动车行驶证》；
（四）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
（五）修理厂出具的证明；
（六）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的来历凭证；
（七）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还应当提交负责更换整车的制造厂出具的证明。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审核资料，检验车辆。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变更登记事项，收回原《机动车行驶证》，重新核发《机动车行驶证》。
第三十二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除本办法规定允许变更的登记事项以外，其他登记事项不得变更。
第六章 抵押登记
第三十三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抵押人（机动车所有人）将机动车作为抵押物的，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共同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抵押登记，并交验车辆：
（一）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抵押人和抵押权人依法订立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
第三十四条车辆管理所办理抵押登记时登记下列事项：
（一）抵押权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或者单位代码、住所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二）抵押担保债权的数额；
（三）主合同和抵押合同号码；
（四）抵押登记的日期。
第三十五条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按照《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的规定，审核资料，确认车辆，对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抵押登记事项。
第三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抵押登记：
（一）抵押人和抵押权人按照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提交的资料无效的；
（二）机动车与该车的档案不一致的；
（三）海关监管的机动车未解除监管的；
（四）机动车或者机动车档案被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
第三十七条在机动车抵押期间，抵押人将机动车再次抵押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办理抵押登记。
第三十八条抵押权消灭时或者抵押的机动车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时，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共同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注销抵押：
（一）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三十九条车辆管理所应当于受理当日内，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注销抵押事项和注销抵押的日期。
第四十条机动车抵押登记的日期、注销抵押的日期和抵押担保债权的数额的情况可以供公众查询。
第七章 停驶、复驶和临时入境登记
第四十一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需要停驶或者停驶后恢复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停驶登记或者复驶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申请停驶登记的，交回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
第四十二条车辆管理所应当于受理当日内，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停驶或者复驶事项，收回或者发还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恢复行驶时，超过检验周期的，应当经检验合格。
第四十三条临时进入我国境内道路行驶的境外机动车，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入境地车辆管理所申请临时入境登记。
申请和办理临时入境登记，按照《临时入境机动车辆与驾驶员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注销登记
第四十四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报废标准、灭失或者因故不在我国境内道路上使用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海关监管车辆，还应当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
（四）交回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
第四十五条车辆管理所应当于受理当日内，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注销登记事项，收回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对于因机动车灭失无法交回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的，应当公告该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作废。
第四十六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后一年内不申请注销登记的，机动车档案自动注销。车辆管理所应当公告该车的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作废。
第四十七条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查实，机动车所有人利用假资料、假证明等领取了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注销机动车档案，收回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九章 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
第四十八条机动车号牌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标志，其号码是机动车登记编号。《机动车行驶证》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证件。
第四十九条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灭失或者丢失，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补发机动车号牌或者《机动车行驶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五十条车辆管理所审核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资料，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补发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的事项。机动车号牌灭失或者丢失的，自受理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补发，原机动车登记编号不变，补发期内应当给机动车所有人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灭失或者丢失的，应当在受理当日补发。
第五十一条机动车号牌或者《机动车行驶证》辨认不清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发，并交回机动车号牌或者《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号牌自受理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予以换发。《机动车行驶证》于受理当日予以换发。
第十章 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五十二条《机动车登记证书》是机动车办理了登记的证明文件，记载本办法规定的登记事项。
《机动车登记证书》不随车携带。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原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将《机动车登记证书》随车交给现机动车所有人。
第五十三条《机动车登记证书》灭失或者丢失，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及时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补发，并交验车辆：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行驶证》。
第五十四条车辆管理所应当公告原登记证书作废，自受理之日起满三十日后，重新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在《机动车登记证书》上记载补发《机动车登记证书》的事项以及补发前办理的所有登记事项。自受理之日起至重新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之日止，停止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业务。
第五十五条《机动车登记证书》辨认不清时，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登记申请表》，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换发，并交回《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登记证书》于受理当日予以换发。
第五十六条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被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没收并拍卖或者被仲裁机构依法仲裁裁决或者被人民法院调解、裁定、判决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原机动车所有人未向现机动车所有人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现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申请过户登记或者转出登记时，提交行政执法部门出具的未得到《机动车登记证书》的证明或者人民法院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车辆管理所应当公告原《机动车登记证书》作废，在办理过户或者转出登记的同时，补发《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十一章 机动车档案管理
第五十七条车辆管理所应当建立每辆机动车的档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涂抹、故意损毁或者伪造机动车档案。
第五十八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机构因办案需要，到车辆管理所查阅机动车档案的，应当出具公函和经办人工作证；机动车所有人需查询本人的机动车档案的，应当出示身份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管理所应当按照查阅档案的有关规定予以办理。
第五十九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要求查封机动车档案的，应当出具公函。
车辆管理所应当从受理的当日起，暂停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业务。
车辆管理所接到原查封单位的公函，通知解封机动车档案的，应当立即予以解封，恢复该车的各项登记业务。
第六十条机动车档案从办理注销登记之日起保存两年后销毁。
第十二章 其他
第六十一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各项机动车登记业务，但申请补发《机动车登记证书》除外。代理人申请机动车登记时，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所有人与代理人共同签字的《机动车登记申请表》。
车辆管理所应当记载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或者单位代码、住所的地址和联系电话。
机动车销售单位从事代理申请机动车登记业务的，应当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向车辆管理所备案。
第六十二条机动车所有人发现《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登记事项有错误的，应当要求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更正。车辆管理所应当收回《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三个工作日内换发《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
车辆管理所发现《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登记事项有错误的，应当通知机动车所有人交回《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换发《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六十三条在经常居住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员，凭公安机关核发的有效期一年以上的《暂住证》，可以申请9座以下小型客车、摩托车的注册登记。
第六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伪造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
（二）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转借、挪用、涂改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
（四）以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灭失或者丢失为由，骗领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
（五）非法扣留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或者《机动车登记证书》。
第六十五条机动车号牌的安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前号牌安装在机动车前端的中间或者偏右，后号牌安装在机动车后端的中间或者偏左，无任何变形和遮盖，横向水平，纵向基本垂直于地面并不得倒置；
（二）临时行驶车号牌放置在机动车前风挡玻璃内侧，无驾驶室的机动车，应当随车携带；
（三）除临时行驶车号牌和试验车号牌外，其他机动车号牌使用统一的固封装置固封。
第十三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六条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处罚，由县级以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十七条机动车所有人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规定，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的，处200元罚款。
第六十八条机动车所有人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更换或者改装的，处500元罚款。经检验不符合规定的，滞留《机动车行驶证》，责令整改。
第六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改变、更换或者改装不得变更的事项的，滞留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责令恢复原状，并处1000元罚款。
第七十条违反本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伪造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收缴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处1000元罚款；
（二）以营利为目的的，收缴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罚款数额不得超过三万元。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收缴伪造的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处1000元罚款。
第七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六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转借、挪用、涂改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六十四条第四项规定，以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灭失或者丢失为由，骗领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的，收缴骗领的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处1000元罚款。
第七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擅自修改、涂抹、损毁或者伪造机动车档案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其实施办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机动车所有人、抵押权人对车辆管理所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拒绝给机动车办理登记的，或者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十六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拒绝给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机动车办理登记的；
（二）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给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机动车办理登记的；
（三）车辆管理所上级部门的有关人员强令车辆管理所违反本办法规定给机动车办理登记的；
（四）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非法给他人提供牌证或者为他人非法取得牌证提供便利的；
（五）车辆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
（六）在办理机动车登记中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第七十七条车辆管理所在办理机动车登记过程中，发现机动车有走私、无进口证明、非法拼（组）装、套用国产车目录或者有被盗抢嫌疑的，或者利用假资料、假证明等申请机动车登记的，应当滞留机动车和有关资料，询问有关人员并做记录后，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四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由公安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七十九条机动车登记的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按照国务院价格、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八十条机动车号牌、《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种类、式样、各类登记文书式样等由公安部制定。《机动车登记证书》由公安部统一印制。
第八十一条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等均包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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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溯及力之反思与重构
—兼评合同法第97条
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 韩立强
内容摘要：在解除有无溯及力的问题解释方面，合同法第97条不甚明确。学理上虽然权威学者认为将传统民法中的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合一规定，进而以合同类型是否继续作为判断解除有无溯及力的标准，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出于立法技术考虑，还是出于规定的逻辑性，上述认识事实上并非没有商榷的余地。
关键词：合同解除，溯及既往原则，继续性合同，非继续性合同
合同解除关系合同存续，对当事人利益影响重大。从目前《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规定看，立法技术上，该法迎合了国际贸易领域的统一法运动趋势，对各国立法例及国际公约借鉴有加，对合同解除制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有所反映。但作为“未完全理论化的协议”，被贴上社会本位标签的现行解除制度与社会现实已显得格格不入，在合同解除的效力层面，问题更为突出。合同法第97条无视法律的确定性将溯及力问题抛给了法官，更使得理论方面的困惑及实务方面的混乱被无限放大，值得吾人反思。
一、合同法第97条将问题复杂化
就合同法第97条文义看，“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措辞虽然认可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并存，但在解除有无溯及力问题上却相当谨慎，从中很难看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立法的影子，法律语言的确定性要求被忽视，而大而全、原则性强的立法特色彰显无疑。
而学者对合同解除是否溯及既往的理解，更是莫衷一是：有学者认可解除的直接效力说，即解除溯及于合同成立之时消灭合同，解除权行使后，合同如同自始不存在，未履行的债务归于消灭，已经给付的，发生恢复原状请求权；也有学者坚持解除无溯及力的认识，即合同解除仅指向将来发生效力，已为的给付仍有合法依据，并不因解除而失其基础。该说又可细分为间接效力说与折衷说，“间接效力说者，谓解除非消灭债之关系，不过阻止其已发生之效力，从而尚未履行者，发生拒绝履行之抗辩权，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折衷说，则指解除之际，债务尚未履行者，自其时债务消灭，既已履行者，发生新返还请求权，此说认同解除消灭债权关系，与间接效力说不同，然不认有溯及的效力，与直接效力说亦异”[1]；更有学者以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认为解除的溯及力也应区别对待，继续性合同的解除一般无溯及力，而非继续性合同的解除有溯及效力。是为区别说。日本民法并实践了该模式。
相比学者界说，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似乎超凡脱俗，从全国人大网关于合同法条文释义的说明看，立法的基本思路显然是渴望开拓所谓的中国特色之路。然在不健全的制度背景下，如此规定不仅与“法律贵在确定、明确”的大陆法系立法传统相去甚远，法律适用上也面临着障碍。如，关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效力，合同法分则无规定，依合同法第124条，理应准用第97条并参照“类似合同”即买卖合同这一典型有偿合同的规定，但殊不知即便是区别论者也认可买卖合同解除的溯及效力，因此，法律适用上必然呈现依法参照适用的买卖合同的规定却不能合理解释不定期租赁合同解除效力的局面，绕有趣味。再者，在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中，逢当事人约定不明又不能达成其他非诉讼合同救济手段时，将私权、私利拱手交给无授权及无制约的法官自由裁量权，通过集立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的法官对第97条的司法推断，去实现司法公正，非但与形式正义的要求相背离，而且难度不小。因为“假若把权力授予一群称之为代表的人，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也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是谋求社会利益。”[2]又裁量标准的不确定，灵活性作用的无限放大最后可能既无法保证同一事实统一结果的基本公正，更可能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本意相左。因为仰仗于法官个体素质的裁量权在不受限制的环境中运行，必然倾向于随意、武断。“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至，这是一条万股不易的经验”。这无疑会对私权体系的建立与运行构成威胁。恰如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所言，“绝对自由裁量权与腐败一样，标志着自由的末日开始来临。”[3]自然，类似自由裁量权扩张的本性也会侵蚀到宪政大厦的角角落落，进而对人们的法律信仰造成冲击。
可见，合同法第97条灵活有余，但规范性不足，意图解决问题，实则使问题复杂化了。
二、“无溯及力说”已是“昨日黄花”
然而，无溯及力说能否贴切地揭示合同解除效力的本质呢？不无疑问。虽然该说曾是我国学界的通说[4]，但该说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且其确立问题往往同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纠葛在一起。考究代表性之德国学界认识，在2003年德国民法典修订前，立法上规定解除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的关系方面，由于解除权的行使致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而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二者间当事人只可择一行使。“惟损害赔偿之原因与范围如何，自纯理论上言之，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义务，不过为原债务之变形或扩张，原债务既因契约之解除 而溯及的消灭，赔偿义务亦当然消灭，德国民法定为债权人须于解除与损害赔偿二者，选择其一，既为贯彻此理论也”[5]。这种理论逻辑考虑得到，但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却是不周到的，法定解除情形更是如此。因此，这种规定一出台就倍受学者及实务界的非议，如学者所言，“虽然该说从理论上能自圆其说，但过分重视了逻辑推演，忽视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衡量，对非违约方保护不力，因为有时单独地解除合同或请求损害赔偿都不能使非违约方的损害得到补偿”[6]有鉴于此，学者及法官往往通过对合同解除效力的另种解释来弥补立法上的上述缺陷。发展到后来，形成了合同解除间接效力的通说，即“解除契约时，并未溯及消灭原契约，而是在内容上，将其转变为一结算关系，未履行之给付义务因而废除，已给付者，则发生返还关系，但原契约关系之整体仍继续存在，仅其内容因解除有所变更而已”[7]。虽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此通说之基本贡献，在于使契约解除时，债务人仍得主张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而获得圆满之理论基础”[8]，但在2003年以前的德国，对解除效力的认识，事实上形成了立法上的溯及力规定与学者及判例无溯及力的解释对立的局面。然随着新债法典第314条第4款 “解除合同，并不排除损害赔偿的权利”及该法第346条第1款“一方当事人合同保留解除权或享有法定解除权的，在解除合同时必须归还其所受领的给付并返还所获得的收益”的出台，这种着眼于立法上的逻辑自证产生的学说，由于其下当事人救济手段的单一以及解除初衷倍受质疑，逐渐的淡出各国立法的舞台。在“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的影响下，间接效力说也逐渐淡出我国学者的认识。而折衷说由于在当事人合法利益保护方面与间接效力说同样的问题，也很少有人采纳（折衷说自身的弊端明显，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在此不多赘述）。事实上，我国立法自合同立法三足鼎立时代始，对于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存就是认可的，并没有德国学者“间接效力”说的历史情结，《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更加明确了这一点，所谓无溯及力说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制传统似多有不符[9]。
三、“区别说”过于理想化，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
至于“区别说”，虽从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我国法中的衔接出发，立足三方面即：其一，《合同法》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一章规定合同解除，对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并未明文，而把“德国所称的终止直接叫做解除”，“把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类型，把这种意义上的终止称为解除，不用终止字样，不至发生不适当的后果”[10]，又传统民法中的终止制度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解除多见于非继续性合同，合同解除效力理应分别规定；其二，恢复原状是解除有溯及效力的直接效果[11]，对于继续性合同，恢复原状常为不能之举，故应依合同类型继续与否而区别解除效力；其三，日本民法多年来的实践，更加证明区别说的生命力。条理清晰，分门别类，有可取之处，但仍不无可推敲之处。
首先，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在质的规定性上截然不同，合一理论先天不足。传统中，依大陆法系学者认识，合同终止因一方终止权之行使，使契约指向将来失去效力，其与合同解除都有消灭合同效力的功能，且都以行为的行使为必要。立法上，德国民法于19世纪末期，在第一草案中更是将终止作为解除的一种方式。日本民法更将解除与合同终止制度合而为一。由此，统一主义与区分主义的争论此起彼伏。我国《合同法》颁布前，学者对此未有统一看法；《合同法》颁布后，由于该法对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并未严格区分。学界主张合同解除应包括终止制度看法大有市场，以致等同说渐为主流之说。的确，自法理以观，实证主义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法律科学，实在法本身亦不失为论理解释的基础。以实证法为据，力保法的权威，值得称道，但价值的追求，才是法的生命所在。效力及适用范围方面，“契约因解除而溯及失其效力，终止则仅使契约对于将来失其效力”[12]；终止适用于继续性合同，而解除则多适用于非继续性。终止与解除性质上大异其趣。
其次，继续性合同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理论及其解除溯及力问题中的地位本身也值得研究：其一，继续性合同理论由基尔克提出后，经学术及判例加工，在德国法中长期以来获得认可。我国学者对此认识不一，早前的合同法著作中，多认其为一独立合同分类；而晚近的合同法著作对这一划分一般则少有论及。学者论述中，以时间因素为标准，多界定继续性合同为内容并非一次可完结，而是继续地实现的合同；而非继续性合同，又称一时的合同，是指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实现的合同[13]。可见，若履行受时间限制较小，可即时履行的，则为非继续合同。仔细推敲，不无疑问，如，委托合同一般属于继续性合同，虽然委托事项一般多为长期、继续性的，但授权所为的内容一次性完成者也并非不可能；而消费借用合同中，对履行在时间方面的要求也可能更高，从这个角度看，继续性与非继续性合同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因此，若合同性质可因当事人的行为而摇摆不定乃至瞬息万变，这种合同划分本身就是不严谨的；其二，传统民法中，“在连续性给付之契约，债务人在较长时间内，负有连续给付义务，若其在连续给付一次或数次具有瑕疵，至债务人不能期望契约关系之继续者，则债权人得以不完全给付为由，终止契约”[14]；继续性合同发生终止，而解除适用于非继续性合同，已为学界所归纳的终止制度与解除制度的重大区别之一。且不论此种划分是否合理，难道继续性合同就不能解除吗？实际并非如此，德国债法第314条第1款 “持续性长期债之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基于重大理由解除合同，而无须遵守合同解除期间”。台湾地区民法的有关规定都清晰的表达继续性合同也可解除，以合同继续与否区分解除适用的做法，与现状似有脱节。
再次，恢复原状为溯及力的体现，但以继续性合同不能恢复原状，因而其解除无溯及力，则是对恢复原状内容的曲解。因为恢复原状并不单表现为返还原物，金钱上的恢复原状亦不失为恢复原状之方法[15]。继续性合同的解除并非不能恢复原状，仅方式上与非继续性合同有所区别而已。金钱补偿在意大利民法、德国新债法、联合国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都有所规定。而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59条规定则更为具体，“契约解除时，当事人双方回复原状之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外，依左列之规定：一、由他方所受领之给付物，应返还之；二、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三、受领之给付为劳务或物之使用者，应将受领时之价额以金钱偿还之；四、受领之给付物生有孳息者，应返还之；五、就返还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费用，得于他方受返还时所得利益之限度内，请求其返还；六、应返还之物有灭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值得借鉴。
最后，违约情形，法定解除权的发生，以合同基础丧失为要件。这种情况，由于原先的履行对守约方多已无意义可言，承认解除有溯及效力，非但能与过错方之主观可谴责性相衔接，操作上守约方还可基于物上请求权要求返还，对守约方利益的保护效力上这显然比受‘差额说’制约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更为有力，且守约方还拥有在物上请求与不当得利间选择行使的权利。
四、解决路径
可见，现行法律框架下，无论是区别论还是无溯及力论都不能保证合同解除制度的内部的和谐。重构合同解除效力是所必需，但具体构建合同解除的效力制度，不妨从下属几种模式进行：
模式一：保持现有立法，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这一点，上已论及，显不可取。事实上“法官不应该宣扬他们的立法功能……法官作为客观、公正、博学的法律宣告者的形象，比提出公然认为是人类行为新准则的法律制定者的形象，更深地蕴藏在文明社会的意识之中。”[16]
模式二：保持现有合同立法体系，总则中规定合同解除有直接效力。虽然该种认识，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识一致。但在我国，这种理论要立法中贯彻有待于这样一个逻辑上的矛盾的解决：立法与现实可能存在的不一致。因为在我国，由于认可将合同终止与固有的合同解除制度合而为一的模式，而合同终止在违约情形并不常见，在法没有单独规定传统法中合同终止制度的情况下，按直接效力说解释合同解除，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现有的合同解除虽然在立法上包含传统法上的合同终止，现有的效力理论也可以解释传统民法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但却不能说明不定期租赁合同的解除这种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现象效力问题（无溯及力）的局面。因而，贯彻直接效力说，在不改变制度构造的情况下，传统法中合同终止的溯及力问题定被忽视。直接效力说亦不足采。
模式三：回归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的二元结构。这种理论虽可以从前提问题为合同解除问题的解决扫平道路，人们的法律感情上也容易接受。但是由于继续性合同划分理论的不甚严谨，试图以继续性合同的区分为前提构建解除效力理论会跟区别论一样面临着如何清晰的分门别类的问题。
反观合同法第97条及相关条文，似乎还应从问题的症结即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着眼。正如徐国栋先生的认识“法律规定的数量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成反比；法律的模糊度与法官权力成正比；法律的精确性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17]因此，笔者认为，要根本性的解决合同解除的效力问题，无论是坚持解除、终止合一理论与否，任何一刀切的模式概不可用，考虑合同的性质及当事人利益保护的需要，还是要改变现有立法思路，从法律的规范性、确定性特征出发，对现有立法的规范构成予以细化，具体明确类型合同的溯及力，这才是问题解决的出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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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民国23年上字第3968号判例，明确表述契约经解除者，溯及订约时失其效力，与自始未订契约同，与契约之终止仅使契约嗣后失其效力者迥异 参见欧阳经宇.民法债篇通则实用.台北：汉林出版社,1977.271
[10][11][15]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70，170， 284
[12]“解除契约之研究”刘辉瑞,载《法学丛刊》第31期
[13]崔建远.合同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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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