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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法律制约

易青洪


　　论文提要：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一是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二是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同时要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一是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二是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三是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四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五是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六是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七是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宪法原则在其他实体法、程序法中多有体现，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树立法院权威，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根据。同时“没有制约的权力将导致腐败”。人民法院作为独立执掌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如果权力失去监督，则必然会损害法律尊严，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产生腐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审判权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要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司法工作要体现“三个至上”的精神，服务“三项重点工作”，正确体现审判的“阳光司法”价值，充分发挥审判职能，防止审判权的扭曲、变异，就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对审判权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外部监督和制约。
　　一 、对审判权法律制约的现状
　　（一）过于强调司法独立，对审判权法律制约重视不够。说到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人们便会联想到一项为我们所推崇的原则：司法独立或曰审判独立。随着民主法制的发展，审判独立这项原则逐渐演化为纯技术上的目的：保障诉讼公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公正是诉讼永恒的生命基础。审判权作为一种终极性权力，它对纠纷的判断和处理是最具权威的，这在结果上必然要求它代表着社会公正。由审判权的特性可以看出，司法权若不保持独立，使之不受行政、经济等外来非正当因素的干预，司法公正将受到怀疑。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了，并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的保障。可见，独立的审判可以很大程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在公众中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树立司法的权威，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强调司法独立的同时，对司法独立下的法律制约却重视不够。审判独立并不意味着审判的封闭，也不意味着审判权力独立的绝对化。相反，法制现代化要求建立的不仅是具有独立性的审判机制，同时还要求建立开放性的审判机制。我国向来实行审判公开原则，公开的审判机制是审判独立和审判权威的最终的力量源泉，也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审判公开的本来含义，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约，对独立的审判权加以必要的监督和制约，以确保司法公正。因为，权力是一种支配、控制和管理力量，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本身就意味着对这些权力滥用的制度上的默许。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独立是不排斥外部监督的。为了保证审判权的依法独立行使和防止审判权的滥用，就需要通过立法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对审判权独立行使予以保障、监督和制约，从而保证审判权行使的合法性、权威性、正当性和公正性。
　　（二）对独立审判的法律制约机制不规范。长期以来，我国法院被视作国家行政机关，法官等同于一公务员，相应地，对法院和法官的监督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监督制度以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对行政机关和一般公务员监督的机制和手段，行政化色彩浓厚，缺乏法官职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是在人大监督方面，一些地方人大虽相继制定了关于个案监督的工作条例，但由于认识不够统一，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大，问题较多。如有的地方人大个案监督过多，动辄调卷审查，或者直接通知案件承办人去汇报案情，或者邀请法律专家和老司法工作者对提出个案监督的案件进行咨询、研讨；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召开有律师参加的座谈会，对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讨论；有的人大在评议法院工作时，要求法院将近几年来办的所有案件送去检查，或者提出个案监督，由法院答复；有的地方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不遵守全国人大关于先使监督的规定，变组织监督为个人监督，或者以代表身份为本人亲属涉讼案件以监督者形式干预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等等。二是在党领导监督方面：有的地方领导片面地把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与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对立起来，为了保护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对涉及当地利益的案件，时有干涉法院独立办案的情形；有的地方领导规定法院查询、冻结、划拨存款需要经其批准，规定不许法院受理或执行本地欠外地债款的案件，对法院贪污冻结企业存款时，强令法院结冻。三是在检查机关监督方面，滥用抗诉权，使民行抗诉案件大量上升，抗诉程序失范。四是在媒体监督方面，有的媒体对一些尚未起诉到法院的刑事案件过度渲染、罗列种种所谓“犯罪”事实和情节，在有关领导和社会公众中造成很深的印象；有的媒体对法院正在审理或作出裁判的案件，或进行夹叙夹议论式报道，或仅凭主观臆断便横加指责，给法院公正审判带来压力和影响；有的新闻记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的立场去，发表片面观点；还有个别新闻记者受一方当事人之邀，图一时之利，按照当事人的意图撰写不实之词，误导社会舆论；有的新闻单位在自己败诉后，利用掌握和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言论，指责法院判决不公。五是在法院监督方面，上下级法院因不当行使监督指导权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个别人以上级法院的名义干预下级法院审判权的正当行使；在法院内部审判监督庭的人员配备不到位，在纠正本院裁判时，容易产生有损法院形象、不利于单位内部团结 ，怕得罪人等思想；合议庭流于形式，其成员不全部到庭认真参审或不参加案件合议，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失去了制约；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成员的回避制度不能发挥应有作用。
　　二、正确处理审判独立与法律制约关系
　　为了实现司法的公正，一方面要强调审判独立，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对审判的法律监督制约。如何处理好监督在审判权独立行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笔者认为，处理好这个问题，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
　　（一）应以司法公正为标准来处理两者关系。所谓司法公正，其基本内涵就是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坚持和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作为其价值取向。一个司法不公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法治社会。诚如有的学者激情宣扬的那样：“司法公正是时代赋予的法治灵魂，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被遵循，作为一种高尚精神被倡导，作为一种美好理想被追求”。所以，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法院和法官的神圣职责就是追求司法的公正，因为“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现代法治社会强调审判独立，其目的就是在于保障司法的公正。因为公正性是一种比审判独立更高层次的价值，也是司法的终极目标。如果做不到司法公正，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允许法律有漏洞和办案“无法可依”，但决不允许借审判独立而司法不公、司法不正和司法腐败。“由此也决定了审判独立原则的非绝对性。因为维护公正目标需要其他多种手段，而这些手段制约着审判独立的独立性。”○4基于这一理念，绝对的审判独立和绝对的法律监督制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难以存在的，合理的法律制约同相对的独立都是保障审判权行使的公正性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在处理它们两者之间关系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将其两者界定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在独立与制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适度的独立和监督共同服务于司法公正这一崇高的价值理念。
　　(二)司法独立与法律制约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司法审判独立与审判法律监督是相互依存、不能偏废同时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然是一对矛盾，那么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冲突是必然和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冲突必然会不断发生；另一方面，冲突又会不断地达成一致走向统一，正是在这种冲突、统一，再冲突、再统一的交互变动中，法律才得以严格而有序的贯彻和执行。”○5应当说，冲突是现象，统一是本质。因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正确实施国家法律，实现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目前，观念和实践中存在一种误区，那就是认为检察监督不利于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只看到了检察监督与审判独立之间形式上的对立，而忽视了两者本质的统一。检察机关监督而并不代行审判权，法院也不因有外部监督而让渡审判权。只要两者都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力，正确处理好关系，谈不上检察监督破坏审判独立。总之，目的的共同性决定了审判独立与审判检察监督之间是一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相辅相成关系。
　　三、完善对审判权监督的必要性
　　对司法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是指具有法定制约监督职责的部门或个人，在法治的框架内、依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法院和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进行制约和监督。监督的实质包括谁监督、监督谁和监督什么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构成统一完整的法律监督概念。
　　(一)对审判权法律制约是树立法制权威的关键。《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实现独立审判，促进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追求的根本目标，独立审判是司法公正的保障，是司法公信力的需要，人民通常把法院当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当前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比较突出，群众意见比较大，法官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不挂。○6不加强监督制约，难以扼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漫延，司法权威乃至法治的权威就无法建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会落空。对司法审判权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是预防和纠正法官违法审判和职业化的犯罪，确保公正与效率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是在法律和法规范围内对审判权行使监督制约，而不是人为的和随意的监督制约。
　　（二）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是权力规范运行的必然。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于是当我们面对权力膨胀和司法公正和司法清廉的呼声日益高涨时，加强对审判权的法律制约成为司法体制改革刻不容缓的措施。法律应该加强了制约审判权的力度。因为“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必然结果，是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建立“以权利制约权力为依托，以权力制约权力为救济”的审判权制约机制，应当是改革的基本思路。
　　（三）制约监督审判权具有重要的意义。监督和被监督，本来就是一对矛盾，被监督者对待监督者的监督，又往往是监督能否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法院接受监督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少数干警常常把监督与独立行使审判权对立起来。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觉得对法院工作不够支持，一提个案监督就担心会干扰法律、干扰依法独立办案。监督的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唯一途径。因而，好的监督机制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而不是损害司法独立。监督与独立并不矛盾，而是互相统一。我们完全可以探寻一条完善内部监督之路，实现内部监督与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的统一。
　　四、对司法审判权法律制约构建的建议
　　（一）要坚持监督制约的统筹性，对监督制约进行规范化。 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必须加强以院长领导为核心的内部监督工作。要把对人的监督与对工作的监督结合起来。要把审判组织的监督与行政监督、行政监督不同主体之间结合起来。某一具体案件的监督效果具有不稳定性，应当依法建立长效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监督工作有章可循。坚持监督的规范化、制度化，可以保证监督工作能持续、有效地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扩大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权力的同时，更要加强监督机制的规范化，确保权与责的有机统一。要让督查者有位、有责、有权。充分发挥督查组的职能作用，从听庭评庭、调阅卷宗、责询等方式参与到个案的具体审理中去，面对面地检查督促各项制度的执行。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当场纠正，最大限度地避免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
　　（二）要保障监督制约的针对性、连续性。 监督不应是僵化的制度，而应与时俱进，针对新产生的问题进行监督。着眼于法官职业化建设，在一般干警双向选择时也应有业务部门的界限，坚持专业化原则。这样平衡业务能力与避免利益同体的产生就成为创新队伍建设时法院内部监督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审判活动是包括从立案、审理、执行直至结案等若干环节的连续过程，监督过程也应与此相适应。因而建立连续的监督机制，使案件从进入审判程序就始终置于监督之下成为必要。要充分发挥立案庭在审判流程管理中的监督职能，实行流水作业，流程管理，把分解审判工作作为具体的环节，各个环节上的工作由不同的审判人员负责，实现审判前后的有效监督。笔者认为，应当让审判监督庭从主要是纠正错案，变成法院内部的一个专门行使监督职能的部门，从案件的立案、审理到裁判各个环节，在不干预正常审理的前提下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进行全程监督，扩大审判监督庭的权力，承担更多的监督职能。
　　（三）要处理好人大监督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人大监督法院的目的，应当是促进审判机制的完善和法官素质的提高，即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办法。人大对法院的监督，应当尊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必须遵循集体性、事后性、间接生。○7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听取和审议法院工作报告、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法官等形式。在对法院提出询问和质询事项时一般应限于法院的违法乱纪行为、司法制度建设、司法政策方面的事项，不能干预法院对具体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就是说，代表不应当就具体个案如何审理提出询问和质询，特别不能对正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提出询问和质询，对于已经审结的案件，一般也不应当提出询问和质询。如果发现某个案件确属错案，人大也不能采取决定方式要求法院纠正，更不能代替法院直接予以纠正。人大只能通过提出案件审理过程存在的程序等形式合法性方面的缺陷，启动法院的自我纠错机制，让法院自己认识到错案，自行纠正。如果法院不纠正，只要能够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发现违法违纪行为，应当尊重法院的决定。如果发现有违法违纪行为，则可以依法予以罢免。
　　（四）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独立审判的关系。依法独立审判与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脱离党的领导，而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8。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法院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委对法院的监督应通过政策对国家法律的运用进行指导。各级法院要坚定不移地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要自觉、主动接受党委的领导，认真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动向党委报告工作，争取党委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领导和支持。法院要正确处理领导过问的案件或审判工作问题；对当地党委或党政领导同志从对整个工作负责的情况出发而过问工作出批示的案件，我们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依法作出公正裁判。对于其中重大的或疑难的案件，在作出裁判前，应主动向党委请示汇报，以便作好法律宣传、解释工作。有的案件比较复杂，领导根据某一方面反映的情况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与法律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们应把案件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主动向领导汇报清楚，相信会得到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个别领导出于对本地利益的考虑，制定了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影响法院审判工作正常开展的，我们也应当认真负责地向领导明确提出，以使不符合法律的文件、规定得到废止。
　　（五）要处理好检察机关抗诉与审判监督的关系。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五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十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的裁定，认为有错误时，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第十八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具有着主导诉讼程序，救济私人利益，保障社会正义的权力。检察院可以主动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但这种职权主义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况突，动摇了以意思自治、私权处理分原则为基本内涵的民事诉讼的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妨害与侵犯。同时它违背了既判力理论，破坏了社会关系的平衡格局○9。因此应对检察院在再审启动权予以限制。检察院只对刑事、行政案件以及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有权提起抗诉，启动再审程序，对一般的民事案件无权启动再审程序。
　　（六）要处理好新闻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新闻舆论监督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是促进人民法院改进工作，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措施。在我国新闻舆论与司法机关在追求公平正义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由于新闻调查和开庭审判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看问题的角度和遵循的原则都在重大差别。我们应将公开审判原则落到实处，增强司法审判活动的透明度，为新闻舆论监督创造先决条件。在此前提下，新闻媒体也应该向民众发布和传播准确、真实的信息，而不能随意发布虚构、捏造或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舆论监督要坚持正确的导向，舆论监督需要“揭短”，对法院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曝光和披露，但其监督和批评应当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侵害司法独立，危害司法公正，就必须为舆论监督建设定一定的规则。一是目前法院有权决定是否接受有关审判活动的采访及采访报道的方式等；二是对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法官有权禁止媒体就本案进行带有倾向性的评论，以防止确保法官的中立立场，确保司法公正。
　　（七）要处理好审判权监督与完善法院内部制约机制的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应加强法院内部制约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有效地防止和遏制审判权滥用现象发生。法官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还不受其他法官包括上级法官的干涉。要建立各负其责的审级独立制度，强化上下级法院各自依法独立审判，明确上级法院对下法院除了上诉审查、再审查以外没有其他的监督关系。要加强法官独立，在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制度，这种审判组织形式违背了国际公认的诉讼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和不间接原则。○10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院长、庭长是行政职务而非审判职务，只有当院长、庭长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审理案件时，才拥有审判职权，院长、庭长审批制度导致审与判脱离，很难保证案件质量。只有经终审的裁判在发现有新的证据（符合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中的规定）足以证明原判可能有错时，方可立案再审。取消法院院长启动再审的权力，以防止领导的批示干预案件的审理。

　
参考文献：

○ 1 柴发邦主编：《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 2关今华：《检察权与审判权的冲突、监督、制约和权力配置》，《检察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481页。
○3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 5邹建章：《论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中国法学》1996年第6期。
○6北京零点调查公司：《中国法官遭遇“公众信任危机”》资料来源：中国法官网。
○7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载《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文汇篇》。
○8李修源：《当前审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人民司法》1998年第七期。
○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著：《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与有条件三审终审制的构建》人民司法2003年2月版第31页。
○10周道鸾：《独立审判与司法公正》载《法律适应》2002年第十期。


袁州区法院 易青洪
　　2011年5月11日，重庆市婚姻收养登记管理中心通过《重庆晨报》发布第一季度重庆婚姻报告称，第一季度共有27535对夫妻离婚，其中有548对离异夫妻坦承离婚原因是“小三”搅局，排在离婚原因的第三位。无独有偶，2010年年底以来，郑州市管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沈某某历时8个月，先后对220对离婚夫妇询问调查，发现离婚原因中婚外情约占20%，是导致离婚的第二大原因。

　　而就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2条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为解除同居关系约定了财产性补偿，一方要求支付该补偿或支付补偿后反悔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合法婚姻当事人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权为由起诉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此条规定引起了热议。婚姻法学家巫昌祯认为“该条款保护第三者的利益仍显偏多，弱化了无过错配偶一方的权利。第三者会想尽办法把财产先划归到自己名下，而无过错配偶出于保全婚姻的考虑，很可能不会起诉要求返还财产。”这样一来，第三者因解除同居关系而取得的利益将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让人遗憾的是，与第三者的利益受到保护相反，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却未规定任何的法律责任，这无疑对婚姻关系受到第三者侵害的无过错配偶一方是极不公平的。

　　在此，笔者暂且不论对第三者因破坏他人婚姻而取得的利益不分情况一概予以保护的规定是否适当，笔者认为，在第三者导致他人离婚的比率越来越高的现况下，当婚姻受到第三者损害时，无过错配偶一方除有权请求另一方赔偿损失外，作为共同侵权人的第三者也应当对其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国法律应当在私法领域设立以请求权为核心的保护制度，对合法婚姻当事人的配偶权进行保护。

　　一、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建立私法控制机制之理由

　　追究侵害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的责任，是国外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

　　在法国，配偶一方在对方违反忠实义务时，有权根据法国民法典第212条和第1382条的规定向第三者请求损害赔偿。瑞士民法典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对于第三者亦得请求停止妨害、支付赔偿金及慰藉金。原联邦德国在审判实践中对妨碍婚姻关系的第三人追究名誉损害赔偿责任。日本民法规定,与妻通奸的第三人,其行为构成对夫权的侵害,应负赔偿责任,反之,妻对与夫通奸的第三人也可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依日本民法的解释,“与夫妻一方发生不正当关系的第三者,限于故意或过失、诱惑等,不问是否是自然的爱情,均对作为他方配偶的夫或妻的权利构成侵害,其行为具有违法性,对他方配偶精神上的痛苦有支付慰抚金的义务”。[1]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法院1997年也有判处第三者赔偿无过错方一百万美元的案例。[2]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婚姻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道德规范的规制已力不从心，需要上升到法律调整的层面加以强制规范。

　　有反对者认为，这一问题应属于道德调解的范围，但依照法理学理论，法律和道德调解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道德的上限是道德自身调节的问题,道德的下限是法律要解决的问题,即什么是高尚或卑劣,由道德去评价,而对最严重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必须有法律的制裁措施。[3]当社会主体在道德上存在缺失,而其中一些行为达到对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破坏性的度时就需要用法律来调整。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婚姻关系以外第三人对他人婚姻关系的性介入及配偶一方对婚姻关系以外的性行为现象数不胜数，导致大量婚姻关系的破裂，这已成为目前损害婚姻关系进而侵犯配偶权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由于道德评价在改变人们行为上缺乏直接强制力，难以单独承担起调整婚姻领域的婚姻主体之间以及婚姻主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的使命。通过立法保护合法、稳定的婚姻关系不受非法侵害，无疑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必要选择。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的行为予以私法控制，具有法的目的性价值。

　　婚姻关系结合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兼容了个体需要与社会需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双重价值。[4]婚姻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私人利益关系，还是一种被婚姻法法定化了的民事法律关系，婚姻关系的稳定对家庭的稳定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其特殊的价值，这是毋庸置疑的。据专家统计，在离异家庭中，青少年犯罪比例达40%以上。据官方资料统计发现，因奸情而引起凶杀案的事情屡屡发生，有的地方甚至占全部凶杀案件的四成以上。

　　就利益衡量而言，在对婚姻家庭稳定的价值与个人自由的价值进行价值衡量时，必须考虑实际情况的需要和社会大众的普遍价值取向。当前，第三者插足破坏他人家庭，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影响家庭稳定和严重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社会现象，在此情况下，那些满足于私人快感的性自由，是凌驾于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上的自由，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连世界上崇尚个人自由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法律在支持家庭稳定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1998年5月，在美国举行的国际家庭与调解法院协会第35届年会上，与会各国代表都呼吁“高离婚率引发了许多严重后果，各国的家庭法改革都应考虑到支持婚姻稳定的需要”。另外，复归家庭、爱情以忠诚为本的观念，被写入《欧洲人权宪章》。在一般被认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法国，近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此观念持肯定态度的占87%。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符合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和精神。

　　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四条均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和法律的保护。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这些规定旨在从法律上倡导夫妻间相互忠诚，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不得与配偶之外的任何人发生通奸等不正当两性关系，不得恶意遗弃配偶另一方，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而损害、牺牲配偶的利益。可见，我国的婚姻关系是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的，婚姻关系一旦成立，法律就赋予了婚姻双方以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他人对已经成立的婚姻关系就负有不得侵害的不作为义务，第三人对合法婚姻关系的侵害符合法定的侵权构成要件的，构成对他人婚姻关系的侵权。

　　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加以法律规制，不存在对私人空间的过分干预。

　　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律规制，主要是民事法律的调节。而何谓民法?民法是私法，是权利法，是任意法，是市民社会的宪法，是人民自由的圣经。[5]民法以私法自治为基础，其对私人关系的干预以权利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为前提，采取“不告不理”的司法被动原则，其介入仅以对私权之保障、救济为目的，没有告诉，就没有强制力。故对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只不过是对民法婚姻关系的本质目的予以确认，对个人权利提供救济渠道，以法律的形式缔造科学的、进步的、尊重人权的婚姻道德基础，这比所谓的婚姻关系悉由道德调整的观点要更符合我国现实的需要。[6]

二、“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界定

　　何为第三者？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第三者是“特指插足于他人家庭与夫妇之中一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人”。如何准确界定第三者，众说纷纭，大概可归纳为关系暧昧说、通奸说、破裂说、目的说四种观点。这四种观点在性质上是递进关系，从行为论逐步发展到后果和目的论。[7]

　　笔者认为，对于第三者的认定，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主观上具有妨害他人婚姻关系的故意。（2）主体条件方面，是婚姻关系以外的与有配偶的一方有两性关系的人。（3）其客观上与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发生了两性关系，使之违反夫妻的忠实义务，侵害了婚姻关系另一方的配偶权，妨害了合法的婚姻关系。（4）其行为结果方面，侵害了他人的婚姻关系，导致夫妻反目、家庭破裂或濒临破裂。

　　“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界定。

　　根据我国侵权行为法理论,笔者认为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应包含四个方面的要件。

　　一是第三者实施了侵权行为。第三者违反不作为义务而对他人婚姻关系有所不应为的作为，是对第三者追究责任的客观基础，这种侵权行为主要表现为:（1）通奸。（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3）重婚。如果第三人对过错配偶一方的追求予以回避、拒绝，或者第三人有侵害的欲望和意愿，而未实施侵害追求者婚姻关系的行为的，由于缺乏客观上的表现，不应追究该第三人的责任。

　　二是造成了对他人婚姻关系的损害事实。即第三者与有配偶者为非合法婚姻关系的两性生活的行为,导致他人夫妻关系破裂或者离婚，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利益及名誉权等受到损害的事实。这种损害既包括物质利益的损害,又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笔者认为，以下三种表现无疑可认定为造成了损害：（1）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导致婚姻解体，家庭破裂的。（2）由于与第三者的交往，致使夫妻中一方不履行夫妻应尽的绝大部分义务的。（3）与第三者有亲密关系的一方，给予另一方严重的精神上或者身体上的虐待的。但同时，也不能以婚姻关系的破裂和严重创伤作为追究第三者责任的条件，第三者侵害他人婚姻关系，对这一婚姻关系的稳定造成客观威胁的，即使尚未给该婚姻关系造成明显的有表象的损害，受害配偶一方仍然应拥有请求第三者排除妨害的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