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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犯过限的司法认定
赵丰琳　史宝伦

　　所谓共犯过限，又称实行过限，是指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某种超出共同谋议的犯罪范围的行为。共犯过限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它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犯罪行为；第二，这种行为发生在共同谋议之罪的实施过程当中；第三，这种行为是由实施犯实施的，其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或过失；第四，这种行为超出了共同谋议范围。可见，共犯过限是伴随共同犯罪而发生的，同时又与共同犯罪有着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体现为刑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的特殊性上。由于共犯过限是由实行犯在实施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在主观上没有罪过，因此，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承担，而其他共犯只承担谋议之罪的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的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忽略共犯过限的界限，不加分析地将实践中出现的与共同犯罪相伴发生、与共同谋议之罪有着某种差异的行为一概认定为共犯过限的作法是错误的，它会导致刑事责任的错误认定，危害极大。因为如果我们从主观、客观两方面对这种行为进行认真分析，不难发现以下情形：
　　其一，这种行为虽然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实行犯实施而其他实行犯并不明知(这种“明知”包括事后认可)，但该行为并不违背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如组织犯、教唆犯等的主观意志；其二，这种行为虽然与共同谋议之罪有所差异但并不都是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例如，当共同谋议内容不太明确时这种行为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就特别需要仔细推敲。上列情况下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实行犯以外其他共犯对这种行为的主观罪过。可见，并不是与共同谋议之罪相伴发生所有行为都是共犯过限，那种简单地将这种行为都排除在共同谋议范围之外，进而一概否认其他共犯刑事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只有针对具体情况进行认真分析，找出这种行为与各共犯之间、与共同谋议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做出正确处理。
　　我国刑法没有对共犯过限及其刑事责任做出明文规定，但刑法关于犯罪、共同犯罪、刑事责任等的有关规定为我们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客观要件特别是主观罪过与刑事处罚之间关系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依据。同一般刑事犯罪一样，共同犯罪中各共犯对一种行为刑事责任的承担同样要以其主观上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为前提，如果我们有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是明知的而且积极追求或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那么他们对这种行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实行犯实行的行为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下，以及在这种行为是否属于超出共同谋议范围比较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对于其他共犯而言，应以该行为是否违背其他共犯主观意志为标准来确定是否属于共犯过限。对于那些不违背其主观意志的共犯，这种行为不属于共犯过限，他们应当同该实行犯一起对这种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对各共犯的主观意志逐一进行认真分析，确定其主观状态，是认定共犯过限与否的根本途径。
　　由于共犯的主观意志一般是通过共同谋议的内容体现出来的，同时，共犯在共同犯罪中身份、地位不同会导致其主观意志对整个共同犯罪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对共犯主观意志的分析，应从共同谋议的内容以及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两方面入手，二者不可偏废其一。
　　首先，要考察共同谋议的内容的明确性。如果共同谋议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而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对象、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那么，凡发生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情况，例如实施了与共同谋议性质不同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范围的行为、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危害程度的行为等都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但如果共同谋议内容并不明确具体，而是很概括，在实施过程中一般体现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等，实行犯的行为只要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范围，都应视为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存在共犯过限问题，按照一般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罚即可。
　　其次，在上述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考察各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具体表现。
一、对于共同实行犯
　　实行犯是共同犯罪具体行为实施者，他们有着共同的犯罪意图，并且通过各自的行为将犯罪意图付诸实现。实行犯在主观故意上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对自己及其他共犯的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的认识的联系性，这是确定实行犯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在共同犯罪中出现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其他行为时，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如果其他实行犯自始至终不知道，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没有罪过，则该行为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该实行犯独自承担，其他共犯只对共同谋议之罪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在场，其在客观上表现为作为——即积极参与或予以协助，或不作为——即不予制止、袖手旁观，从而对实行犯产生精神支持或鼓励，对被害人形成心理压力或恐惧，说明其在主观上对这种行为处于积极追求或放任的状态，这种行为属于临时起意的共同犯罪，不属于共犯过限，凡参与实施的实行犯都应承担刑事责任1；
　　第三，如果其他实行犯当时不在场，但事后对这种行为予以认可，如大加称赞、参与分赃等，说明这种行为并不违背他们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应与该实行犯一起承担责任。
二、对于组织犯
　　组织犯在犯罪集团或其他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他们是共同犯罪故意的肇事者、行为的策划者，是共同犯罪的核心，对整个共同犯罪活动起着支配、制约作用。我国刑法第26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了对组织犯的一般处罚原则，即“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首先，由于比较明确的分工是这种共同犯罪的特点，组织犯有时并不具有实行犯的身份，因此，是否亲自实施犯罪不是确定共犯过限的标准，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由组织犯所组织、策划的，这种行为就是组织犯主观意志的体现，他们对这种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由于比较明确的目的、比较周密的计划是集团犯罪的特点，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一般具有较明确的内容指向，而这些都是集团犯罪的首要分子(组织犯)决定的，因此，只要实行犯实施的行为是首要分子制定、组织的犯罪计划的组成部分，是为实现整个犯罪计划所必须的，不论行为的性质、危害的范围及程度，都不违背首要分子的主观意志，首要分子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一般不宜从中划定共犯过限；只有在首要分子对所组织的犯罪行为有很明确的要求，特别是有明令禁止性要求的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明显违背这种要求时才构成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实行犯独自承担，首要分子对此不承担刑事责任。
　　第三，对于不具备上述特点的其他共同犯罪要特别注意在共同谋议的内容不太明确时共犯过限的认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犯的行为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的内容、范围，不是明显违背组织犯的主观意志以及当组织犯对实行犯实行的超出共同谋议范围的行为事后予以认可时都不属于共犯过限，组织犯应与实行犯共同承担刑事责任。
三、对于教唆犯
　　教唆犯是共同犯罪中犯罪意图的制造者、灌输者，同时他们不直接实施犯罪而是假他人之手实现其犯罪意图，在共同犯罪中扮演幕后策划者的角色。我国刑法第29条第一款规定了对教唆犯一般处罚原则，即“教唆他人犯罪的，应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与教唆内容密不可分，其犯罪意图又是通过教唆内容具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教唆内容的研究是对这类共同犯罪进行研究的关结点。
　　在教唆犯比较明确地以某种犯罪为内容进行教唆时，如果被教唆人实施了教唆内容以外的其他性质的行为，这种行为即超出教唆范围，教唆犯对此没有主观故意，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如果被教唆人只是实施了教唆之罪，还要区分两种情况：
　　第一，在教唆犯只是概括地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没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只要被教唆人实施了该犯罪行为，不论其范围大小、程度轻重，都不违背教唆犯的主观意志，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
　　第二，在教唆犯以某种犯罪为教唆内容，且对犯罪的具体目标、程度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意思表示时，如果被教唆人的行为超出教唆范围，即与教唆犯的意思表示不一致，属于共犯过限，教唆犯对这种行为没有主观故意，其刑事责任由被教唆人独自承担，教唆犯只对属于其教唆范围内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在教唆犯的教唆内容不太明确或毫不明确时，即概然性教唆情况下，只要由于教唆犯的教唆使被教唆人产生了犯意并予以实施，则不违背教唆犯主观意志，都应视为教唆犯教唆的结果，不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由教唆犯与被教唆人共同承担2。
四、对于帮助犯
　　帮助犯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从犯，他们没有直接参加犯罪的实施，但为实行犯的行为创造便利条件。由于帮助犯是在其他共犯的犯意已经产生之后而为其他共犯实现这种犯意提供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帮助，如提供犯罪工具、犯罪信息等，因此，帮助犯对其他共犯提供帮助时，在主观上对被帮助人的犯罪意图及其本人的帮助后果是明知的，这就决定了帮助犯的行为是有明确指向的。所以，在共同犯罪中如果实行犯实施了帮助犯意图以外的其他性质的犯罪，或实施了超出帮助犯所意图侵害的对象、危害的程序的犯罪，则违背帮助犯的主观意志，属于共犯过限，其刑事责任只能由实行犯承担，而不论实行犯是否利用了帮助犯提供的帮助3。
　　综上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有从不同角度认真分析各共犯对共同犯罪中有关行为的主观意志状态，才能正确认定共犯过限及相应的刑事责任，做到罚当其罪、不枉不纵，保证司法公正。
　　
　　注：
　　1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03—504页。
　　2参见吴振兴《论教唆犯》，吉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184页。
　　3参见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996年版，第766页、第781—782页。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推进云南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政策思考
——以云南省晋宁县双河彝族乡为例


云南省晋宁县财政局 李秀玲

内容摘要： “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各项战略任务的首位。强调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此，作者对晋宁县双河彝族乡的发展现状作了调研，并提出一些个人的建议，以期对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主题词： 经济 现状 建议

一、 双河彝族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
双河彝族乡位于昆明市晋宁县县城昆阳西南方，南与玉溪红塔区、北与安宁市接壤，距晋宁县城---昆阳30千米，是昆明市9个少数民族乡（镇）之一。境内直距长24千米，宽距长15千米，最高海拔2511.3米，最低1900米，总面积152.03平方千米，耕地面积9098.94亩，林地面积183688.5亩，全乡辖6个村民委员会，25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786人，其中，彝族人口7633人，占总人口数的78％。财政供养人员283人，全供养人员145人，其中：教师95人，半供养人员138人。双河彝族乡属于滇中高原浅割中心地带，年平均气温13度。境内自然资源丰富，有铁、铅、锌等矿产资源。境内风光秀丽、景色怡人，森林覆盖率高达77.8％为昆明附近少有。1990年，双河彝族乡被昆明市政府划定为“昆明市双河磨南德水源保护区”，1999年被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为云南省革命老区乡（镇）之一，是一个集少数民族、革命老区、水源保护区、森林保护区为一体的山区农业乡。
双河彝族乡财政收入主要包括乡镇所属的不同所有制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流转税和其他税收；烤烟农业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县属改制后下划乡镇的企业上缴的除教育费附加以外的地方税收；乡镇以各种方式引入的企业上缴的地方税收（不含国家、省、市直接投资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各种税收）；乡级各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乡财政支出包括：乡镇所属的各项事业费、行政管理费，建设性支出和其他支出。县对我乡实行“划分收支、核定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分成”的分税制包干管理。收支矛盾突出，全乡经济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当前，双河彝族乡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具体表现在：
（一）农业产业结构单一。由于群众文化素质低、科技意识不强，无论是种粮还是种烟，推广科技的难度都很大，造成产量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如在烤烟生产中，中后期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烟叶质量差。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慢，洋蓟、草乌等新兴产业推广难度较大，不能形成规模。大部分群众再生产资本缺乏，不敢干，不敢试，缺乏市场信息，部分干部群众怕担风险，不敢放开手脚大规模进行结构调整。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农民增收困难。
（二） 乡镇企业和非公经济发展不够。由于受自然环境、区位、交通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双河彝族乡的招商引资工作进展缓慢。投资数百万元建起的狩猎山庄因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发挥到预期的作用，经济效益不明显，没能形成全乡旅游业的龙头。引进的一些生产性项目也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双河彝族乡属水源林保护区）、区位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难以实施。
（三） 乡财政收入单一，村、组集体经济薄弱,面临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缺乏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由于财政收入的单一，当地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缺乏，进一步造成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缓慢，要打破这样的经济循环怪圈，就必须加大投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不仅有利于当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从“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的角度营造一个良好的外来投资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 基本对策及建议
要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作者认为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
不断加强农村交通、能源、生态和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结合双河乡实际， 1.抓好“宝夕”（晋宁县宝峰镇——晋宁县夕阳乡）公路的建设。由于“宝夕”公路的地理位置（该公路是双河彝乡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它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双河经济的发展，具有经济动脉的重要意义。2. 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双河乡矿产资源丰富，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资源的开采，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工作思路和重点上，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建设资金要更多地向“三农”倾斜，公共服务要更大范围地覆盖农村。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要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是继续巩固和树立以烤烟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强化烤烟产业的支柱地位。二是积极走公司加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藜蒿、洋蓟（中药材）、草乌（中药材）等名特产业种植推广力度。这样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从优化产业结构中求发展，有利于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求发展。认真落实好这些任务和措施，将会明显提高资源
二是政府要积极贯彻落实支农政策，加大对双河彝族乡农业科技基础资金投入。
坚持“多予、少许、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积极鼓励农民种粮的同时，加大粮食种植过程的科技和资金投入,认真做好优质水稻良种补贴工作和保护价政策（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农民的压力，从2004年起实施了优质水稻良种补贴，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又实施了农民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这些政策的实施真正体现了农民种地不交税，还可以拿到补贴，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了让补贴资金不被截留、挪用、挤占，真正补到农民手中，从今年起，中央、省、市对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全部资金将通过发放存折的方式进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资金到户。由财政部建设农民补贴网，通过农户信息采集，录入农民补贴网系统，通过银行将补贴资金用存折的方式发放给农民，让资金顺利补贴到农民手中。积极贯彻财政支农政策,最大限度降低种粮成本,充分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加大对农业专项资金的投入，最大限度的扩大农民受益面。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以改水、改厕及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为重点，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并覆盖农村。 同时，在加大基础建设的前提下，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特色、有市场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比如蔬菜、花卉、水果、奶牛等产业，有效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示范作用，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带动群众形成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另外，资金来源也不能单靠政府，也要积极广泛吸纳社会资金投入新农村建设。建立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引导农民自主开展农业生产和农民直接受益的农村公益性设施及社会事业建设的投资投劳，自力更生建设美好新家园。建立、完善全社会帮扶机制和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可以考虑由县人民政府牵头，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鼓励外地的企业到双河投资。动员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如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等形式）等社会力量与村庄结对帮扶，参加新农村建设，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三是要大力支持双河彝族乡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俗文化的不断弘扬，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秧佬鼓是70年代末期双河彝族乡复兴的一种彝族民间祭祀性舞蹈。9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整个滇中农村发展壮大，它对丰富双河民族民间文化、传播民风、增进民族团结友好，扩大对外宣传，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秧佬鼓曾经参加省市县举办的大型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以云南的“威风锣鼓”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一举夺魁，还在北京的 “山花杯”中华鼓舞大赛上夺得金奖。这就是一个可供大力开发和利用的文化产业和旅游资源环境，面对这一资源，关键是要积极筹措安排经费，引导双河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各级新闻媒体（同时可以考虑建立网站加强对外宣传）对秧佬鼓这一传统的民俗方式和核桃园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景区进行大力宣传，这种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宣传双河彝族乡，更重要的是宣传晋宁，甚至是弘扬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打好民风民俗这张特色牌，使双河乡的旅游业成为民族乡新的产业，成为彝乡人民的又一经济支柱。
四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
财政要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让农民最大限度成为公共财政的受益者，构建农村农民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广大农民看得起病。同时，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让广大农民有放心的地方看病。继续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虽然是一种自愿性的医疗保险，但要鼓励农民都来参加，扩大覆盖面，这样可以减轻农民在遇到重特病时个人支出的压力。另外，建设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广大农民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障工作涉及到农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财政部门要在政策上给予引导，资金上给予支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保障）作为辅助保障形式，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健康发展。
五是提高农民增收的自主意识，发展新型产业。
农村要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资金，还必须与提高自身素质相结合。提高农民的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尤为关键。意识决定进程、决定发展。只有树立正确观念，只有在观念的指导下，大胆开拓、积极进取，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要让农民有自主致富的意识，要以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增收致富问题，核心是要提高农民素质问题。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造就一代具有较高思想素质，又有一定专业技能、文明守法的新型农民，通过认真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六是增加教育投入。
新农村的建设，教育是基础，教育是关键，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教育，苦什么也不能苦了孩子，缺什么也不能缺了教育。作为财政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保障农村业务教育经费，认真贯彻落实 “两免一补”政策（免学费、免杂费、补助生活费），真正形成农民种地不交税，娃娃上学不交费的和谐好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我们立足当地的实际，积极调研、大胆创新、锐意进取，才能建设我们所期待的富裕、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1.云南财政研究报告. 2005/曹建方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
2.地方财政理论与实践. 2006/曹建方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财政研究.2007.2 中国财政学会
4.云南财会.2006.11 云南省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