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实施《国防交通条例》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实施《国防交通条例》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7号
《黑龙江省实施＜国防交通条例＞办法》业经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省人民政府第八十三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二○○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省长宋法棠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一条为了加强国防交通建设，保障战时和特殊情况下国防交通顺畅，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交通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国防交通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国防交通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全社会的国防观念。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国防交通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证国防交通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并为国防交通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第五条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主管全省国防交通工作，并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市（行署）、县（市、区）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本区域内的国防交通工作。
铁路、交通、航运、航空、邮政、通信、管道运输、公安交通等部门（以下统称交通管理部门）分别负责本系统的国防交通工作，并接受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的指导、检查、监督。
第六条国防交通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专款专用。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对本级国防交通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各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向上一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报告年度经费使用情况。
第七条地方国防交通保障计划，应当由县级以上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根据上级国防交通保障计划，结合本地区实际，组织同级交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军事机关共同拟订，并征求上一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承担国防交通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国防交通保障计划，完成国防交通保障任务。
第八条国防交通建设规划由县级以上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编制，经同级计划部门综合平衡后，纳入交通、邮政通信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国防交通建设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相衔接，年度用地应当分别纳入省、市（行署）、县（市）年度用地计划。
第九条县级以上交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制定交通建设规划时，应当经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同意，并将确定的国防交通工程设施建设项目、有关贯彻国防要求的建设项目和其他需要申请国防交通经费投资的建设项目列入交通建设规划。
第十条国防交通工程设施建设项目和有关贯彻国防要求的建设项目，其设计鉴（审）定应当征求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军事部门意见。竣工验收以及验收后的资产、资料交接工作，应当有所在地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参加。
承担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项目设计报告中对有关贯彻国防要求的内容作出说明。
第十一条国防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和有关贯彻国防要求的建设项目，承担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工程监理等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质量的规定，履行工程质量责任，确保国防交通工程和贯彻国防要求的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二条在国防交通控制用地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埋设管线、电缆等，城市规划、国土资源和市政道路主管部门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应当征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意见。
第十三条交通专业保障队伍由交通管理部门内的各专业技术队伍组成，应当建制完整、工种齐全、设备先进，并保持人员稳定，保证一人一职。
第十四条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国防交通保障计划，结合生产、抢险救灾等任务，有计划地对专业保障队伍进行训练和演练。
第十五条交通沿线保障队伍，由交通线路管辖部门和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组建，由交通线路沿线、交通设施周围地区的群众组成，可以独立承担或者支援专业保障队伍承担运输、防护和维修、抢建等任务。
交通沿线保障队伍的专业训练，由有关军事机关统一安排；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提供教材、器材和业务指导。
第十六条县级以上交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向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供车辆、船舶和其他机动设备等运力注册登记、变更登记的有关资料。
第十七条战时或者特殊情况下被动员或者征用运力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义务，保证被动员或者征用的运载工具和设备的技术状况良好，并保证随同的操作人员具有相应的技能。
需要对被动员或者征用的运载工具、设备的外形、结构、性能作重大改造的，应当经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批准。
第十八条军事行动和特殊情况下的紧急交通运输保障，由县级以上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组织，交通管理部门和交通运输企业应当依据国防交通运输保障计划和要求优先安排，并保证迅速准确、安全保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为实施国防交通运输的人员提供饮食、住宿和医疗方便。
第十九条配合军事行动和实施特殊情况下交通运输保障的装备和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因执行任务负伤、致残、牺牲或者病故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
第二十条国防交通物资储备计划，由各级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国防交通保障任务的需要提出，经同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同意后，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列入本级人民政府物资储备计划。
交通管理部门代国家储备的战备物资计划的提出或者批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国防交通储备物资主要用于战时和特殊情况下交通、通信设施的抢修、抢建。未经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动用。
第二十二条遇抢险救灾或者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确需动用县级以上地方储备的国防交通物资的，应当经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批准。
动用储备的国防交通物资，应当按照规定向国防交通物资储备单位支付费用。国防交通物资储备单位取得的费用应当用于储备物资的补充、更新、配套和维修，并按照财务制度进行管理。
动用物资储备应当按照规定期限归还，造成损坏的，应当由使用单位出资及时更换和补充。
储备的国防交通物资的使用规定，由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国防交通储备物资的报废、降价、更新，应当报上一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备案。
第二十四条国防交通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应当纳入各级科学技术研究规划、计划。国防交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应当向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登记，需要转让的应当经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同意。
第二十五条违反《国防交通条例》和本办法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应当贯彻国防要求的交通工程设施，在施工过程中没有贯彻国防要求的；
（二）对国防交通工程设施管理不善，造成损失的，或者擅自改变国防交通工程设施的用途或者擅自作报废处理的；
（三）对储备的国防交通物资管理不善，造成损失的；
（四）未经批准动用储备的国防交通物资的。
第二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一）扰乱、妨碍军事运输和国防交通保障的；
（二）扰乱、妨碍国防交通工程设施建设的；
（三）破坏国防交通工程设施的；
（四）盗窃、哄抢国防交通物资的。
第二十七条危及国防交通工程设施安全或者侵占国防交通控制用地的，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情节较轻的，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二十八条逃避、抗拒运力动员或者运力征用的，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相当于被动员或者征用的运载工具、设备价值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交通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在国防交通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其情节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采取强制措施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私自处理罚没款、罚没收入的；
（四）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的；
（五）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的；
（六）其他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行为。
第三十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办法，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本办法自二○○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
